“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遵义会议含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会议讨论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所受到的严重挫折，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即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途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被排挤出党的领导队伍：
①原因：在红军三次反围剿期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②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
2、革命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就是说明“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最终战胜了“城市中心”革命道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再次走出低谷，由胜利走向胜利。

重庆谈判含义：

指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建立新中国：

1937—1945年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为主线，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从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斗争两个方面，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伟大功绩。
1、1937—1945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和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成熟起来。
①在革命斗争方面，毛泽东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就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并对这一理论作了分析和论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中共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密切配合，先后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重大胜利，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②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首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著作。
抗战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其次全面发展了党的建设学说，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2）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进行了艰苦努力。
1945—1946年，毛泽东为争取和平与民主，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双十协定》和通过政协决议，争取到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指挥实施战略反攻并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理论和政策上的阐释、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重庆谈判

1、基本介绍：
指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虽然该谈判期间国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但主要工作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完成，其最高领导人并未参加具体谈判；
重庆谈判仅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双方谈判的开端而非全部；此后国共谈判逐渐转入具体问题，并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直到1947年3月，内战前的国共谈判才以失败告终。　　
此次谈判是以国民政府与中共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政治协商会议时，国共两党以党派对等方式进行。
2、谈判结果：　　
《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
基于这种精神，双方在三个月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即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直到1949年才以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立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迁往台湾而基本结束。

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执行和贯彻的基本路线。这条总路线有关的方针政策，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即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53年9月25日正式公布。它的内容是：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
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同时并举，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1949—1976年，毛泽东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为主线，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个历史阶段，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探索中的成就、过失等基本情况。
（1）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这段过渡时期主要分两个阶段：1949—1952年底，主要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先后取得西藏和平解放、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他还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和领导人民恢复发展生产等措施，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1953—1956年底，主要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基本思想。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拉开了帷幕。毛泽东于1953年提出了以“建设改造并举”为特点，“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一五计划”顺利展开、推进，有中国特色（“和平”道路）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底胜利完成，这标志着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首先，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55年底，毛泽东首次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同时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经验教训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了经济问题，明确提出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想，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重点讨论了政治问题，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处理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基本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但遗憾的是这些闪光的思想由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被放弃了。
其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犯了左的错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高峰。这一切都给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
总之，在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使命没有完成，但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渊源。
（3）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探索的一生。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犯了“左”的错误，但是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