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变法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比较：

百日维新：

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
2、基本内容：

百日维新的失败：

1、导火线：光绪帝授密谕和接见伊藤博文
2、标志：戊戌政变（1898年9月）
3、经过：
（1）慈禧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
（2）搜捕与镇压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戊戌六君子”遇害。
（3）废除变法：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

杨锐：

1857—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所赏识，收为受业弟子。1895年参加强学会，1898年3月组织蜀学会，4月参加保国会，又与川籍京官办蜀学堂，兼习中西学业。“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和林旭同班。常以林旭所拟文稿过激，往往强令林旭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担心朝廷有变，拟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戊戌政变后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说经堂诗草》。

林旭：

1875—1898，清末维新派。福建侯官人。举人出身，曾经充任荣禄幕僚，又曾任内阁中书。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他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和议。他仰慕康有为的学识，曾拜见康有为并与之讨论时政，观点一致，受业为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3月，在京组织蜀学会，为组织保国会奔走。“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同参新政。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上书言事甚多，起草不少上谕。戊戌政变前，他两次为光绪帝给康有为传密诏。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诗集》。

刘光第：

1859—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4年，以亲丧离职，教授乡里，提倡实学。1898年参加保国会。“百日维新”时，由陈宝箴推荐，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欲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深秀：

1849—1898，清末维新派。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他发起旅京陕籍、晋籍人士成立关学会。4月，他参加保国会。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百日维新”开始后，他上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请更文体，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巡抚陈宝箴的参劾。为对付慈禧太后密谋政变，他上疏“联结与国”，即英、美、日等国。政变起，他不避艰险，上疏质问光绪被废之故，请慈禧撤帘归政，遂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

康广仁：

1867—1898，清末维新派。原名有溥，字广仁，广东海南人，康有为之弟。自幼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