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集权统一国家：

1、政治上：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内容：①确立皇帝制度；②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名称及职责) ③地方实施郡县制度 。
(2)特点：①皇权至上，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②地方绝对服从中央，没有独立性；(“强干弱枝”) ③皇帝直接任免主要官吏。 
(3)影响：①巩固统一；②加强了对人民统治，恶化了人民的处境。
2、军事上：
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兴修灵渠、修筑长城。
意义：拓展了疆土，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成。
3、文化上：
统一文字(以秦小篆为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4、经济上：
①统一度量衡制度；
②统一货币(圆形方孔半两钱) 。
5、交通上：
统一车轨、驰道，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 (驰道、直道、灵渠)
意义：
①有利于巩固统一；
②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秦统一的意义：

1、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新局面，秦的统一及巩固统一的措施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自秦统一以后，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
3、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统一大业，功不可没。

秦朝时的匈奴：

匈奴是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部族，又称胡，秦初，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匈奴人以畜牧为主，畜有羊、牛、马、骡、驴和骆驼等。匈奴人住毡帐（古曰穹庐），饮乳及马乳酒，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匈奴的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称为“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的国家政权机构逐步形成。单于以下，高级官吏依次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主管军政，均由单于子弟、本部落贵族担任，而且是世袭的。
秦汉之际，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之后，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也在匈奴的名称下统一起来。匈奴和秦朝这两大势力，一方掌握在以“马上战斗为国”的奴隶主手里，一方掌握在无时不想扩大统治范围的封建主手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秦统一以后，便派兵北逐匈奴，南取南越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三十六年，又迁3万户垦殖北河（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榆中（今河套东部），以防匈奴南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头曼单于趁中原动荡之机，收复河南地；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杀父自立时，匈奴已有控弓之士30万。于是匈奴西破月氏，东击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并在楚汉相争之际，屡次南下。

秦朝的官制：

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秦朝创立了一套新的官僚体制。除了皇帝之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秦朝独创的官名，“相”，是百官之长的意思，“丞”字本身有辅佐之意，同时与“承”字相通，有承受之意。《史记·秦本纪》写道：丞者，承也；相，助也。丞相的地位虽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上承天子的命令，掌金印，佩紫绶，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丞相制度的设立，完成了战国以来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转变：首先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宗法制；其次权力更加集中。丞相的权力虽然很大，但是相权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承天子”，也就是绝对服从天子的意旨。这样，丞相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而是作为皇权的一部分出现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
太尉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事事务，这样可使全国军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由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担任太尉，并直接向皇帝负责。太尉是武官之长，但是调兵遣将的权力则完全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发兵时，由皇帝亲临指派大将率兵。秦朝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所以秦朝时的太尉，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的作用，只是在平时对军队进行管理和操练。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有权监察百官，并随时向皇帝禀奏、进谏，参与机要，其权势绝无超越皇权之虞。凡丞相有权处理之事，御史大夫均可以过问，而御史大夫所行之权，则丞相不一定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间互不统属，都对皇帝负责，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

郡县制：

郡县制是继中国古代宗法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它形成于战国时期，郡县都属于国君。但战国时期各国领土只有一部分是郡县的辖地，另一部分则是封君的封邑。秦朝废除封邑制，将郡县制普遍推行于全国。郡之长官为守，县之长官为令、长。郡守的职责是掌管一郡的民政和军事，令、长的职责是掌管一县的治安、刑讼及赋敛徭役等事务。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罢官、服刑。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就是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两千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平定“三藩” ：

1、“三藩”问题的由来：
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三人位高权重，为清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即位后，三藩存在威胁到中央统治。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掉三藩藩王称号，吴三桂等随即叛乱。
2、平定“三藩”的经过：
三藩联兵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重用汉将，做出果断的军事决策，进行镇压，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3、平定三藩的历史影响：
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使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消除了割据、分裂的隐患，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收复台湾：

1、措施：
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1682年，康熙帝决定收复台湾，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第二年，郑克塽投降，清政府随即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设总兵、副将驻守台湾、澎湖。至此，在清初割据了42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
2、影响：
加强了台湾同大陆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三征噶尔丹：

1、背景：
康熙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1644—1697)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后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2、主要战役：
乌兰布通、昭莫多
3、结果影响：
噶尔丹自杀，平叛取得胜利，挫败了沙俄利用准噶尔贵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打击了新疆、蒙古分裂力量，巩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加强民族团结：

1、尊崇儒家文化；
2、加强与蒙、藏民族团结，尊重喇嘛教
①表现：
A.在多伦与内外蒙首领会盟
B.册封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活佛
②影响：加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管理

康熙帝统一台湾的经过：

第一阶段，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其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的领导权，占据着台湾地区和福建的金门、厦门等沿海岛屿，与清政府隔海对峙。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经济封锁相结合的策略和行动，迫使郑经于康熙三年（1664年）撤出金门、厦门等岛屿，退守台湾。
第二阶段，康熙四年到十二年。清福建水师进攻台湾行动受挫，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对台策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派使者赴台寻求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与郑氏集团展开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
第三阶段（康熙十三至十九年），郑氏集团乘大陆发生“三藩之乱”之机，出兵进犯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为基本方针，先鼎力平定三藩之乱，然后对郑氏集团剿抚并用，陆续收复了被郑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将大伤元气的郑氏集团逐回台湾。
第四阶段（康熙二十到二十二年），郑经去世后，康熙做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采取“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一举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水师主力，然后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迫使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向清政府归顺投降，实现了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府、县等行政机构，又宣布开放海禁，恢复了大陆与台湾间的贸易。这些措施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伦会盟：

康熙帝为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1691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多伦诺尔是蒙语，意为七溪、七星潭，距北京约八百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其三部十万众南下投清。康熙帝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康熙帝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康熙帝还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
（1）规定喀尔喀蒙古遵行清朝的法令；
（2）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3）废除喀尔喀三部所旧有农济、颜诺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
（4）编组盟旗，设立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了加强。

重庆谈判含义：

指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建立新中国：

1937—1945年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为主线，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从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斗争两个方面，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伟大功绩。
1、1937—1945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和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成熟起来。
①在革命斗争方面，毛泽东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就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并对这一理论作了分析和论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中共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密切配合，先后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重大胜利，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②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首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著作。
抗战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其次全面发展了党的建设学说，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2）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进行了艰苦努力。
1945—1946年，毛泽东为争取和平与民主，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双十协定》和通过政协决议，争取到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指挥实施战略反攻并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理论和政策上的阐释、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重庆谈判

1、基本介绍：
指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虽然该谈判期间国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但主要工作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完成，其最高领导人并未参加具体谈判；
重庆谈判仅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双方谈判的开端而非全部；此后国共谈判逐渐转入具体问题，并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直到1947年3月，内战前的国共谈判才以失败告终。　　
此次谈判是以国民政府与中共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政治协商会议时，国共两党以党派对等方式进行。
2、谈判结果：　　
《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
基于这种精神，双方在三个月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即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直到1949年才以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立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迁往台湾而基本结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什么要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6月到11月，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2）十一届六中全会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迅速展开。
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简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经过多人修改，最终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审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等人对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人主张的“两个凡是”理论进行的抨击，标志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始。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于头版。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该文传遍全国。该文全文7000余字，主张：
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此文的发表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动摇了华国锋统治的理论基础。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著“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批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

这一构想主要指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实行“一国两制”，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实行“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地区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各方面有根本的、重大的区别。
第三，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第四，实行“一国两制”有宪法和法律保证，在一些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有较长的时间稳定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台湾和港澳地区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包括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谈到用这一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后来，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对这一构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明确规定，它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政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了法律效力。这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中国的历史、现实状况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战略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成功运用：

关于香港的回归。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揭开了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序幕。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0年通过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了。
1985年5月，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它不仅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指明方向，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港澳回归意义：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是实现中国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和发展，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也是世界上用和平方式成功解决了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光辉典范，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