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试题 ““艰难的抉择”一度是网络流行语。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抉择”问题比比皆是。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主要考查您对洋务运动
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洪宪帝制”与护国运动
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您可以点击下面的选项卡查看详细档案。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新旧三民主义比较:
1、新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都主张反对民族压迫,旧三民主义主要反对满洲贵族统治,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内容;
2、民权主义中都主张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旧三民主义中民权享有的范围很空洞,新三民主义赋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均享有自由及权利;
3、民生主义中都主张平均地权,但三民主义中增加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内容,使民生主义更多地关注了民众的生存问题。总之,新三民主义是对旧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关系:
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
(1)新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纲领,它蕴含着三大政策的精神。新的民族主义要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体现了“联俄”的精神。新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表明革命派已经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发展成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纲领,这就体现了“联共”的主张。新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体现了“扶助农工”的思想。
(2)三大政策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作为既反帝又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说,联俄因而获得国际支持,联共因而能把革命的力量真正联合起来,“扶助农工”因而唤起广大民众觉醒参加革命使革命获得根本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原因:
(1)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历史教训: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等,说明两点:一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组织涣散,需要重组;二是建立革命联盟。
(2)苏俄和中共对孙中山的帮助: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陈独秀、马林、张太雷均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讲了话。与会者一致同意改组国民党。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3)孙中山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影响及评价:
(1)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1924年1月广州新三民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一批国民党高层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高层共一百五十六人参加了会议。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并讨论了国民党改组问题,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一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
(2)新三民主义的内容:
①新民族主义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这种民族主义不同于过去那种单纯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②新民权主义主张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国家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二是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政治权利,实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专政。可见新民权主义不同于旧民权主义只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空洞口号,而是主张民权不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为人民所共有;
③新民生主义也强调两条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旧三民主义早已提出,但内容空泛。新民生主义指出,将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政府照价征税,或收买,征收;对“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这就给平均地权注入了新的内容。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节制资本是指: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对于工人,则由国家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其生活,把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结合起来。
(3)对新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进步性:新三民主义同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是国共两党的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发展和高涨。
局限性: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且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有着原则的区别。
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相比评价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共民主革命纲领是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
二者主要的共同点是有基本相同的革命目标,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所以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但新三民主义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是有区别的,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利、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以及民主革命以后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等,这些是新三民主义所没有的,因此,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
重要的是新三民主义发展了旧三民主义,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护国运动(1915—1916年):
1、原因:袁世凯复辟帝制
①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1913)
②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3)
③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总统选举法》(1914)
④基本接受“二十一条”(1915)
⑤制造帝制舆论(筹安会、请愿团)
⑥操纵国体投票,获“全票拥护”君主制(1915)
⑦改元、登基(1916)
2、经过:
①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1915)
②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③蔡锷等人武力讨袁④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6.5)
3、结果:
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3),后在忧惧中死去
谁是护国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
关于这个问题很早就众说纷纭。护国战争的硝烟未尽之际,梁启超就公布有关文稿,撰发文章,把领导运动的首功归于他和蔡锷两人,这引起了参与这场运动的云南军政界人士的不满,有人坚持说护国运动是由云南军政官员发动的,首功应归唐继尧。邹鲁、陆丹林等人则把护国运动的成就归功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初年,有学者提出与上述三说都不同的观点,认为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斗争的云南新军军官。(根据言椒、李喜所《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近些年来,不管是对梁启超、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具体表现评价如何,但多认定掌握了这场运动领导权的是他们,而不是中华革命党人或其他派别。(像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中都持这样的观点。)也有学者把运动的发起和领导分开来看,并注意到领导权的动态变化,并且不把梁启超和蔡锷划入同一派别,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实际情况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蔡锷、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的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联合发动了反袁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理论上说,谁发动了运动和战争,领导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然而在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当护国运动兴起之际,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然而,随着运动的推移,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谁掌握了护国军的军权,谁掌握了护国战争的指挥权,实际上也就是谁掌握了护国运动的领导权,这样看其领导权事实上就落到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手中,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所进行的具体策划,对护国军的具体行动则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4~8页。)
与““艰难的抉择”一度是网络流行语。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抉择”...”考查相似的试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