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1.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3.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
4.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共一大的召开:
1.时间:1921年7月23日
2.地点:
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3.内容:
(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2)党的中心工作室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3)成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4.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4.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画舫上):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1、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3、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4、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6、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7、李达
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8、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9、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10、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11、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13、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挽救革命,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八七会议:
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代表们在发言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发言,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最后改选党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
1、背景: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极端残酷的进行镇压革命群众。面对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共产党要不要进行反抗,要,如何反抗——武装起义同时,中国共产党吸取了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毅然决定以武装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军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军队的领导权在国民党手中。
2、时间:1927年8月13日
3、领导人物: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4、结果: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起义取得胜利;接着,国民党调重兵进行反扑,损失惨重。起义军,一部分进入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
南昌起义的意义:(归结为四个第一):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创建了第一支革命军队,这也是为什么把南昌起义定为建军节)的开始,拉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十年对峙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七会议:
1、时间:1927年8月7日
2、地点:汉口
3、内容:
(1)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2)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3)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4)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思想。
4、意义:
八七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贡献。
南昌起义示意图: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序幕。由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日军关东部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的路段,原计划挑衅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并没有动作,日本便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进军入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此后东北三省被蹂躏、奴役达14年之久;也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的开始,对中日两国历史均具重大影响。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中国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1、背景:
(1)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2)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波及到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
(3)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围剿”红军,给日本可乘之机。
2、过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将20万东北军撤出东北,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1932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随后日本又占据了热河,察哈尔等省,威胁平津。
“九一八事变”后各方态度:1.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布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提出“发动群众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将各路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武装的力量核心。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是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
2.东北人民:
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3.爱国民族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
(1)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要求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抗日的民主权利,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
(2)1933年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激战收复多伦,把日本赶出了察哈尔省。但是蒋介石以“妨碍统一政令”派兵勾结日伪军夹击同盟军,同盟军宣告失败
(3)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蒋介石勾结日军,夹击十九路军,最后失败。
4.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1)向国联申诉日本侵略的行径。
(2)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东北军撤退,导致东北三省沦陷,继续执行“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多次破坏爱国人士的反日活动。
(蒋介石为何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不抵抗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共两党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错误的认为英国和美国,会出面进行干涉,因此对英美等国家调停九一八事变抱有极大的幻想;国民政府把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局部性的冲突,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1.东三省的迅速沦陷,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
2.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从此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阶级和党派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
3.激发了学生,工人阶级,爱国政治派别等力量的爱国运动,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抗日民族运动就此兴起。
4.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剧了英美与日本直接的矛盾。
九一八事日军攻破沈阳: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南京大屠杀史实: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三十多万人被害。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本质: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占南京。在日军华中派遣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六周的烧杀抢掠,对中国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谈到南京大屠杀时说“强奸、放火、杀人,在占领南京后至少六个礼拜一直不断地大规模进行着。”日军在屠城中违背国际公法,进入“安全区”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就连同为法西斯的德国都自叹不如,指责日军是“兽类的军队”。据统计,经日军的疯狂屠城,全市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大街小巷尸骨纵横、瓦砾成堆,被杀害的中国军民达30余万人。六朝古都,繁华金陵,在日军的铁蹄下变成了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南京大屠杀充分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见证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我们应牢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抹杀侵略事情的行径,警惕法西斯势力的复活。
南京大屠杀给我门的启示:
1.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严重暴行之一,充分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
2.应该牢记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应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战争的悲剧不能重演。
3.日本应该把对外侵略战争的反省落到实际行动上,不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日本应警惕和防止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走和平发展之路。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竞赛:
南京大屠杀得30万人计算法:
算法一:
1946年1月19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0万;
算法二: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算法三:
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其中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67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43123具,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22683具,同善堂掩埋尸体7000余具。),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对于日军毁尸灭迹15万多具的史实,有日本战俘、原侵华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太田寿男少佐在下关处理尸体的部分供词: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尸体约10万具,其中濒死者约2100名。加上其他日军在南京的部队处理的5万具,共处理15万具。这些尸体中,中国士兵约3万名,其余都是平民,男女老幼都有。 无论哪一种算法均表明,30万只不过是下限数,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数字远远超过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