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州桥：
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这座桥的设计科学，跨度很大，桥面平缓，便于交通，造型也很美观，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智慧，比欧洲早了700多年。

赵州桥的特点：
1.石拱型桥石桥，桥的两端深入河堤下方，换句话说，只要河堤下方的土地有足够的支撑力，那么桥就有多大的支撑力；
2.没有桥墩，可以最大限度的过水；
3.除中间的大桥孔外，桥的两侧分别还有两个拱形的小桥孔，过水量大时，水流可以从小桥孔流过，进而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力；桥身结构为石砌，未用钢铁材料，减轻了桥的自重。

赵州桥：
 
世人对赵州桥的评价：
梁思成：“河北赵县安济桥……可称为中国工程界一绝”。
李约瑟：“在西方圆弧拱桥都被看作是伟大的杰作，而中国的杰出工匠李春，约在610年修筑了可与之辉映，甚至技艺更加超群的拱桥”。
桥梁专家福格·迈耶（H.Fugl-Meyer）：“罗马拱桥属于巨大的砖石结构建筑……独特的中国拱桥是一种薄石壳体……中国拱桥建筑，最省材料，是理想的工程作品，满足了技术和工程双方面的要求”。

雕版印刷：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其法是将图画或者文字反刻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然后印墨印刷。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的《金刚经》残卷，卷首有图，刻印精美，现存于伦敦博物馆中。唐代发明的印刷术，以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伟大贡献。
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影印图片：
 

雕版印刷的盛行：
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版印的佛像。8世纪80年代，有了，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道，有人拿白纸的写本在街头叫卖或者换取酒茶。到文宗太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下来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经相当发达。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