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的兴起：

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秦汉时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原来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北魏时期自称契丹，有八个部。唐初，契丹归附唐朝，同中原地区往来密切，互相交换物产。唐朝末年，契丹势力不断发展，日益强大。

陈桥兵变：

又称陈桥驿兵变，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发生在公元960年的军事政变。后周禁卫军效仿950年军士拥立郭威登基称帝的澶州兵变，于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造反，并拥戴赵匡胤为皇帝，此次兵变最后导致了后周帝国的灭亡和宋帝国的建立，某程度上亦标志着五代十国时代开始迈入新时代。 

契丹政权统治特点：

汉化政策
经济上：提倡农业；
文化上：接受封建文化创造契丹文字；
政治上：蕃汉分治。

契丹的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

契丹族从游牧发展为农耕，这是历史的进步。唐朝以来，契丹和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唐末，北方汉人纷纷避乱出长城，契丹贵族也乘机南下俘掠人口，因此契丹境内汉人越来越多。这些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契丹国政权建立：

1、条件：
①各部统一；
②提倡农业；
③接受封建文化。另外还有当时中原地区正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有效地管辖该地区。
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契丹各部的统一。
3、建立：
时间（916年）、人物（耶律阿保机）、都城（上京）。
4、建立的影响：
契丹政权的建立加速了契丹社会的进步。契丹国控制着中国北部广大的汉族人聚居区，政权建立后，进一步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加快了契丹的封建化进程。

蕃汉分治：

1、内容：
辽政府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双轨统治机构。南面官照“汉制”（唐朝的制度）统治汉人及渤海人，杂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契丹贵族；北面官以“国制”（辽朝的制度）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机构比较简单，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一律任用契丹贵族。
2、特点：
“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一种民族分治。
3、原因：
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契丹统治者一时不能适应封建文明作用：这种承认汉法、设立南面官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汉族地区先进封建文明的肯定和保护，同时也促进了契丹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旧制则不利社会进步。燕蓟之民忘“南顾之心” 。
4、实质：
仍然是阶级统治。

契丹的起源：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公元344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契丹国志》卷一《初兴始末》中记载：“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山，顾河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曰八部落。”契丹最初只是一个包括“白马”和“青牛”两个氏族的小部落，后来子孙繁衍，族众兴盛，逐渐发展为八个氏族，后又发展为八个部落。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木叶山建造了始祖庙，他们每次发动战争，都要先在这里祭祀。契丹始祖生八子，并分为八部的传说，是契丹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历史的反映。

蕃汉分治制度：

《辽史》记载：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意思是用辽国固有的制度管理契丹人，用汉族的制度管理汉人。 　　
这里的“国制”是指辽国固有的制度，它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辽史·食货志》上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粮饷刍，尽赖于此矣。”契丹是个游牧民族，他们随季节逐水草而居，经营畜牧业，居无常处，以毡帐为室。虽然以畜牧业为主，但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仍占一定的地位。至阻午可汗时，农业及纺织、冶铁、煮盐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逐渐摆脱“草居野处，无有定所”的大范围移动的游牧生活，转向“分营置部”的较小范围的游牧生活。所谓“分营置部”，就是把原来适应于在较大范围移动的“营”改为适应于较小范围移动的“部”，而各“部”又都划分一定的土地作为自己“部”内的疆界。这时的“部”是与土地相结合的、占有一定地区的一个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单位，同时也是按照氏族和部落组织起来的一个军事单位，既是一个村社，又是一个军事基地。“部”内的氏族成员，一方面是自由的农牧民，同时又是战士。《辽史·兵卫志》及《营卫志》上说，“凡民(男子)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畋渔为生。这种生产与军事二重体制的组织，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都是常见的。 　　
辽王朝共有五个京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幽州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但政治中心不完全在京城，有时也在夏捺钵和冬捺钵。所谓捺钵，即“住坐处”或“行在”的意思。夏捺钵和冬捺钵是指辽朝皇帝每年夏、冬两次出巡、游猎时，在行在处所召开会议及处理政务。每次会议完毕，皇帝拔牙帐起行，至春水或秋山(行猎及避暑寒之处)地点，契丹族全体官员及一部分汉官扈从随行，大部分汉官则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人事务。

幽云十六州对契丹发展的影响：

幽云十六州是后唐的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后唐明宗死后，石敬瑭企图夺取帝位。为了乞求契丹支持，石敬瑭竟向小自己十几岁的耶律德光上表，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臣，还答应在灭唐之后，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936年，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打败后唐。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则把幽(今北京)、顺(今北京顺义)、儒(今北京延庆)、檀(今北京密云)、蓟(今河北蓟县)、涿(今河北州)、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新(今河北鹿)、妫(今河北怀来)、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云(今山西大同)各州，大致是今北京市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契丹。当时的契丹，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自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契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契丹占幽云后，紧接着攻灭“渤海”政权，吞并渤海地区(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再次扩展疆域，使统治区内增加了具有封建传统的广大农耕土地和众多农业人口。这对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会同元年(938)的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统治的方针政策上。《辽史·百官制》说：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官职，这表明契丹“诚有志帝王之盛制”，并以此招徕中原汉族人去为它效力。 　　
辽政府对燕云地区的农民所实行的剥削方法，是一种封建性的租税制度。租税收入激起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兴趣，故朝廷一再下令保护农业。其中，以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在燕云地区实行两税法最为典型。《宣府镇志》载，是年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棉钱、榷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这种两税法，是地道的封建租税制。通过皇帝和朝廷的种种措施，燕云地区的封建体制逐渐推动辽王朝所辖各地区的全面封建化，由上而下地促进封建因素的增长。到10世纪末11世纪前半叶，辽王朝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封建王朝。在契丹社会，虽然奴隶制残余仍严重地存在，但从它的基本面貌来说，封建制度已经确立。

契丹、党项封建化进程的相同点：

1、社会进程相同。　　
兴起之初社会形态都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过着游牧生活。
2、封建化的原因相同。
都是由于受到汉族地区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
3、采取的措施相同。
都建立政权，仿效中原王朝建立各项制度，仿照汉字创制本民族文字。
4、政治制度的特点相同。
都采取“蕃汉分治”的办法来分别管理不同民族地区。
5、和宋朝的关系相同。
都曾和宋朝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后又都与宋朝议和，接受宋的“岁币”，议和后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友好局面。彼此间官方和民间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进一步推动封建化进程。

评价宋辽澶渊之盟和宋夏和议：

1、这二次和议的根本原因是北宋政权的政治腐败，皇帝苟且偷安，即使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也屈辱求和，使得中央政府内部投降派得势、主战派受压。
2、尽管宋朝政府是以屈辱代价换来了和平局面，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加剧了两宋的统治危机，但是和议本身是民族友好和睦的表现，它客观上结束了辽宋、夏宋间的战争，使彼此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为各方面经济发展和各族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加强。因此，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利益上看，和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应予肯定。

宋辽战争分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宋对辽的战争，目的是“夺取幽云十六州”，因为，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是在916年，947年其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在这之前，契丹政权就已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幽云十六州。而北宋建立于960年，时间要比辽国晚。因此说明，宋对辽的用兵是为了夺取幽云等州。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宋军遭到失败。之后宋由积极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即“守内虚外”的政策，把主要力量转向对人民的防范和镇压，这反映了北宋统治者的腐朽和虚弱。
3、第二阶段：辽攻打宋是为了南下掠夺财富。辽军南下，不断威胁北宋，但最终未能打败北宋，双方议和，形成对峙局面。

夏宋战争：

元昊称帝以后，不断向宋进攻。到1004年，宋夏达成和议。这期间夏宋主要战役有四次： 　　
1039年(宋仁宗宝元二年)，西夏攻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青击败之。 　　
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攻延州，大败宋兵，宋将刘平、石元孙均被俘。宋派范仲淹主持对西夏战事。西夏进攻三川寨，宋将杨保吉战死。宋军攻白豹城，小胜。 　　
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宋军攻夏，大败于好水川，大将任福等战死。夏军攻占宋丰州。 　　
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夏攻宋，与宋军在定川寨大战。宋军大败，宋将葛怀敏、曹英等16人战死，损失军士9000多人，马600匹。

澶渊之盟：

1、经过：1004年，契丹军队大举南下。因北宋政府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奋战，于是契丹乘虚而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逼近都城东京。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亲征宋真宗到达澶州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射死了辽大将。辽方担心不能取胜，于是提出议和要求，正中宋真宗下怀。1005年，双方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
2、条件：一是宋每年送给辽岁币；地是辽撤兵；三是双方立为兄弟国，各守边界。
3、评价：既要看到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困难，更要看到它维持了宋辽边境长期的和平，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保证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这样评价，才全面客观。

西夏的政治制度：

元昊模仿唐宋制度，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司和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
地方设立州郡。推行科举制度，以选拔官吏；仿造汉文创造西夏文字（“蕃书”）。
结论：西夏统治者一方面在努力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本民族的文化。

宋夏和战：

1、宋夏战争的原因：
元昊称帝以后，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宋朝当然不能接受原来称臣的党项和自己“并建大位”。宋仁宗拒绝了元昊称帝的要求，削去他的官爵，又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因此而激化。从1040年开始，元昊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
2、宋夏议和原因：
多数战役是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每次战役宋军被俘或死亡的都在万人以上。西夏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伤亡也不小，又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军费，又失去了宋朝每年给予的岁币，造成财力不足；西夏境内又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缺乏；过去依照和约，通过互市取得的物资中断，西夏人民迫切需要的茶和布匹都很缺乏，因此西夏人民厌恶战争，要求和平和互市贸易。
3、宋夏议和的影响：
宋与西夏的和约是北宋在精神上胜利了，西夏却获得了实惠。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宋夏人民和睦相处，有利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

西夏的建立和宋夏的和战：

辽宋关系：

党项族的起源和社会生活：

党项是我国西北民族羌族的一支，故又称党项羌。南北朝以来，居住在今青海、甘肃和四川三省边境一带。党项族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过着“衣皮毛、食牲畜”、“不事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
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唐玄宗时期，吐蕃强大，党项族在吐蕃的侵逼下，逐渐向今甘肃、宁夏、陕西西北一带迁徙，开始与汉族有了较频繁的接触，加速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向奴隶社会阶段过渡。唐末，党项羌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割据政权。
五代时中原多故，王命不及，党项夏州政权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不断进取，经继迁（元昊祖父）、德明（元昊父亲）两代苦心经营，其势力进一步加强，疆域得以拓展，至元昊时期，党项政权已发展成为一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可以与北宋、辽鼎足的割据势力。

西域：

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丝绸之路：

西汉以前，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少量滴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奇珍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开辟了与南海诸国以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

1、过程：
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过大宛、大月氏等国，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也向各国介绍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将此行称为“凿空”。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也纷纷派使者回访，汉朝终于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2、历史贡献：
张骞通西域，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连成一体。促进了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张骞通西域，奠定了我国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基础，后来，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开通“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1、产生的实质：
丝绸之路是西汉政府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朝的丝、丝织品大量运到西域后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之后的民间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2、影响和历史作用：
“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以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丝绸之路是西汉与西域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也是西汉时期及以后，中国与西亚、欧洲各国的联系之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密切了汉族与沿途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开发。

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

距今四五千年：已出现丝织业。
西周：出现平纹织物、斜纹提花织物。
汉代：丝绸远销欧洲，有“丝国”之称。
战国时期：丝织品种多、产量大。
唐代：缂丝技术。
宋末元初：棉纺织业成为新兴的手工业部门。
明清时期：苏州、杭州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民营丝织业兴盛；使用花楼机；产品种类繁多。

神秘的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载，唐虞、三代均有交往。《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地势和风土物产有较多记载。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这些国家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有乌孙、且弥、蒲类等。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区域，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塔里木河之北有疏勒、龟兹、焉耆、车师等较大的国家，成为北道诸国，在昆仑山北边大沙漠的南沿有莎车、楼兰等国，成为南道诸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立僮仆都尉，掠夺人口，索取贡赋，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西域遂成为匈奴的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 

《授时历》：

夏朝，我国就有了历法《夏小正》。 
商朝，改为“殷历”。 
元朝，郭守敬编订《授时历》。 
《授时历》颁布推行，比现行公历的颁行早了三百年。 

四大农书：

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科学著作。 
元朝，王祯的《农书》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主要记录了东汉以后五百年间特别是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经验，强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精耕细作。

《授时历》：

《授时历》为元朝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实施的历法名，因元世祖忽必烈封赐而得名，原著及史书均称其为《授时历经》。其法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6秒，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实行的历法，称《格里高利历》,在中国称公历或阳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每月为29.530593日，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它正式废除了古代的上元积年，而截取近世任意一年为历元，打破了古代制历的习惯，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明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如把这两种历法看成一种，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达364年。《授时历》为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六月至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二月间，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在东西6000余里，南北长11000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27个测验所，进行实测完成。

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有一千多个洞窟，所以又名千佛洞，现存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它位于甘肃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崖壁上。这里是古代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的西端，由此向西南是阳关，向西北是玉门关。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1年设置敦煌郡，阳关和玉门关就归它管辖，它是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是当时文化交流的枢纽。石窟寺源于古印度，后渐渐发展为融汇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的综合体。随着佛教在亚洲各地的传播，这种艺术也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的洞窟中，隋唐时期开凿的占了十分之六七。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其艺术成就主要在于彩塑和壁画。彩塑是在传统的泥塑上加以彩绘，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态各异的佛像。壁画除了宗教人物故事外，还涉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敦煌石窟艺术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中包容了古印度佛教艺术、西域民族艺术的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也反映了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杰作。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艺术的典型。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主要洞窟大都开凿于5世纪后半期，即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前。
龙门石窟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始凿的，经北魏至唐朝不断辟建，现存两千一百多个大小洞窟。

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绘画：

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绘画，称为宗教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因而宗教画特别是反映佛教内容的绘画得到了很大发展，它充分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例如新疆一带的佛教遗迹，敦煌莫高窟以及河西一带的石窟壁画、雕塑，云冈、龙门、华北一带的石窟造像，陕甘一带如永靖炳灵寺及天水麦积山的壁画和雕塑等，还有无数宏大的砖木结构寺院中的壁画、塑像，均以佛教内容为主题，反映出规模宏伟、制作精妙等特点。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周（州）山上。武周山山势逶迤，如一抹青云，因名云冈。在这里劈山凿窟造佛，自北魏神瑞迄正光年间，历时百年。而大型造像则始于文成帝时沙门昙曜。后经累年增构，遂成长达里许的石窟寺，佛像数万躯。唐宋时称灵严寺。清顺治年间，总督修养量重修云冈，于山最高处建飞阁三重，阁前有康熙御书“西来第一山”五字。清末失修，又为外人盗窃，佛像损毁达1400尊。解放后重加修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佛窟53所，佛像五万一千余躯，高者数丈，低者数寸。造型艺术，上承汉代刻石，兼受外来影响，为东方艺术极有价值之古迹。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山（即伊阙）。自北魏宣武帝至晚唐，历代帝王在龙门山阙口东西两山断崖所凿，共计有窟龛二千一百余，题记3680种，造像九万七千余尊。保存了自北魏以来历代大量佛教艺术，通称龙门石窟，或龙门造像。解放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所刻志的题记铭文，书法为魏碑法式之一，俗称龙门二十品，字体雄挺峭拔，称为龙门体。

太宗时期实行积极开明政策——民族团结发展：

1、原因：贞观之治，统治稳定，国力增强
2、措施：
①武力征服（战而后和）629年，唐太宗发兵打败东突厥，并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设置管理机构设置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是唐朝管辖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制度。——因统而治，重用首领，安抚少数，统治边疆。
设置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是军政机构，直接派官员、驻军队、管理边疆。 ——保证边疆安宁和丝绸之路畅通
②册封少数民族首领；
③政治联姻（和亲）。使唐朝和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变成“翁婿”关系；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
3、实质：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地区开发与发展；
4、影响：促进民族交流融合；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朝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原因：

1、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之朝，为大规模开展民族交往提供了物质条件；
2、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也对周边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唐朝辽阔的疆域、发达的交通，都为中原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4、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