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知政事含义：

参知政事，官名。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参知政事始设立：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同年又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
中国唐代初年宰相加衔。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不轻易授人，常用其他官员另加官衔为宰相，参知政事就是加衔之一。唐中叶以后不再使用。宋初沿袭唐制，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乾德二年（964）又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为副相。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宰相职务。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以代。建炎三年（1129）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直至宋亡。南宋参知政事常兼同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等，或由知枢密院事等兼（权）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参知政事始处理事务：

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
一是几位参知政事并无具体分工，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
一是几位参知政事有了具体分工，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前者称为“通治省事”，后者称为“分治省事”，以前者方式居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

元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参知政事官称沿革：

随着宰相名称和宰辅机构的反复改变，参知政事的官称也有数次变化。神宗改制后，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代其任。建炎三年（1129）复改门下、中书二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以后沿袭不变。　　
与两宋宰相名称相比，参知政事的改称只有一次。即从元丰五年（1082）至建炎三年（1129）之间的改称，共47年。在两宋将近320年的历史中，是十分短暂的一瞬。与参知政事一样，他们仍然被简称为“执政”。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

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
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
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
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宰相制度的废除：

(1)原因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借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度。
(2)措施
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3}影响
有利于防止权原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二使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皇权专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宰相制度“立”与“废”的利弊：

（1）积极：辅佐皇帝，参与决策，分掌行政。
（2）消极：相权过大，威胁君权，造成君相矛盾，政局动荡。
（分析：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皇帝独操权柄，固然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加强统治，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社稷的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宰相制度的兴废及其原因：

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表》）的丞相或者相国。皇帝通过丞相治理国家，丞相既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又是百官之长，所谓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丞相的存在，客观上起着制约君主的作用，故使皇帝时时忌惮。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部，皇权和相权一直是一对基本矛盾。为加强皇权专制，统治者往往通过分散相权来加强皇权。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与完善，就是皇权对相权的分离、削弱的初步成功。到明太祖，最终废除丞相权力分给六部，自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丞相的设立，是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丞相制度的废除，是君主专制加强的必然结果。

宰相制度的废除原因：

①明初鉴于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种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 
②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③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宰相制度的兴废：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秦统一后，宰相的正式官称是丞相，有时分置左右，以右为上，称“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丞相的称“中丞相”。汉初沿秦制，以丞相或左右丞相为宰相之职，称相国则地位稍尊，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汉武帝以后地位日渐重要，宰相的职权也就逐渐转移到尚书台长官的手中。西汉末年，丞相改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但各朝的情况不完全一致。隋及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成为正式的体制。北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行使宰相权力。为制约宰相，后来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元朝设中书省，替代前代的三省。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元朝后期，宰相权势熏天，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下令，以后不许再立丞相。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专制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又经常在内廷决定军政大事。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宰相职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参与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与传达。

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

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其地位十分巩固。但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本身并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发生，但其权力并不来自于制度及其职位，而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其地位便会一落千丈。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明代的首辅即变相重设的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明朝内阁制度与西方近代内阁制的本质不同：　

内阁是皇权专制的产物，它维系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了君主对全国有效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方近代内阁是政治民主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专制独裁。  

内阁的设立：

1、原因： 
①废除丞相后，全国重大政务都由明太祖决断，明太祖深感力不从心。 
②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处理繁多的政务。 
③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宫内的文渊阁，随侍皇帝，并开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明成祖时期确立内阁制度） 
2、过程：
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明成祖，正式设立内阁；明宣宗，授予内阁票拟权；明成历年间，“部权尽归内阁”。
3、实质：
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5、职能：
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阁臣升降、职权大小存在不确定性（阁臣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票拟是否被采用最终取决于皇帝的批红）。
6、地位：
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的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内阁与丞相的本质区别：是否限制皇权）

明清时期内阁创立与终消亡：

1、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废除了丞相制度。后由于臣务繁多，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待从顾问，为后来的内阁制度，奠定了基础。
2、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由于文渊阁处在宫内，阁臣又常在殿阁随侍臣帝，故称“内阁”。内阁制度正式确立。
3、明宣宗时，又授予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后来，内阁地位日益提高，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更是权倾朝野。
4、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康熙亲政后，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足鼎立，互相制约；雍正时期内阁名存实亡。

军机处含义：

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性质特点：

①设立：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因军事需要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后更名军机处，以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
②职责：由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商议军国大事；军机大臣拟写成文，经皇帝审批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
③特点：简、勤、密、速。
简就是机构人员十分简单，不像内阁人员庞杂。军机处全部办事人员至多不过三四十人。
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勤；
速就是办事效率高。军机处一切由大臣、章京办理，皇帝有旨得随时承办，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又有“廷寄”制度，由军机处交兵部直接发出，或采取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注明行四、五、六百里，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加快了办事速度。
最后就是密，军机处地处内廷，外界干扰少，外官不得擅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连太监都不得在侧。军机大臣不得擅交臣僚，为密。

④影响：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上传下达，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军机处设立的起因：

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的事，连皇帝也难以更改。皇权受到很大限制。 
②康熙亲政后，为扩大皇权，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中枢机构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三足鼎立，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

军机处的设置：

雍正帝为办理西北军务，在宫内设置军机处。

军机处职责：

军机大臣跪受笔录，按皇帝旨意拟写成诏书，经皇帝审批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

军机处的地位：

军机大臣品级不高，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决。 

军机处影响：

（1）提高行政效率，能快速处理各种文书；
（2）全国军政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达到顶峰，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

军机处的设立，使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军机处原名军需房，最初是为了筹划西北军事而设，后来正式改为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选派“亲臣、重臣”担任。军机处虽然逐渐发展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承旨、出政皆在于此”，但它并没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那样的决定权。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连讨论的权力也没有。对皇帝的决定，军机大臣只能唯命是从，“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军机处的设立，取代了南书房，使内阁职权进一步缩小，更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到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撤销。国家一切政务，均由皇帝一人独断朝纲。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

辛亥革命含义：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概况：

1、背景： 

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剧浸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腐败无能，成为众矢之的

②19世纪末以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根本原因)

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传播

④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

2、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

3、经过：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1911年4月，广州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秉承列强行旨意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引起保路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五色旗为国旗

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清朝覆灭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结果：

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失败：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1、历史功绩：
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③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
⑤革除陋习，引起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历史。

2、局限性：
①革命果实被窃取；
②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③在革命过程中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有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领异。

(2)辛亥革命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3)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传播了革命思想。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各地的反封建斗争。

(4)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成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最高水平。

辛亥革命主要集中在南部原因：

1、革命形势遍及南北，但主要集中在城市，未与农村相结合，缺乏稳固的基础
2、革命势力南多北少，东部沿海强于广西部内陆（原因：东部和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北方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东部和南部最早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自然经济解体程度高）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1．原因：
（1）帝国主义对革命政权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2）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派进攻。
（3）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4）袁世凯掌握清朝全部大权，拥有北洋军，还大搞反革命阴谋。
2．经过：
（1）逼迫清帝退位：指使段祺瑞等通电要求清政府立即采用共和政体，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2）通电赞成共和：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参议院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3）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4）窃取革命果实的标志：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原因：
a、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
b、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
c、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诱导。
d、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办厂自
(2)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兴起。
(3) 投资者：
官僚、地主、商人
(4)代表性企业：
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
(5)影响：
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发昌机器厂：

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创建。它是中国最早的私营机器制造厂。初为锻铁作坊，后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至同治十二年已成为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制造小火轮、车床等。八十年代称“发昌机器船厂”，俗称“发昌机器厂”，以制造小火轮为主，为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中最大的厂家。后因受外商排挤，日趋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英商耶松船厂吞并。

陈启沅与继昌隆缫丝厂：

陈启沅是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华侨民族资本家。他大约生于1825年，死于1905年。早年，陈启沅在南洋经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872年，陈启沅从安南（今越南）回到广东，他的家乡盛产原料茧，当地农民有缫丝传统，因而人员可大量招募。于是，他仿效在安南的法国式缫丝机器，亲手设计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全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缫丝车和丝釜都由当地制造，其中丝车改为木制，丝釜改用陶制，仿制了“法国式（共拈式）”的缫丝机，于1874年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堡创办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缫丝厂“继昌隆”。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缫丝，俗称“丝偈”，该厂雇佣工人六七百，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1881年（光绪七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他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和隆丝厂。三年后，得清政府许可。又迁回简村继续经营。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由此，社会上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涌现出张誉、荣宗敬、荣德生等一批实业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引发了振兴实业的热潮。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据统计，1895-1913年，全国新建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549家。1894-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为15%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
①根本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②直接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实业救国”爱国思潮的推动。
2、时间：
甲午战争以后（19世纪末）
3、表现：
①商办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②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
4、企业：
江苏南通：张謇大生纱厂； 
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保兴面粉（“面粉大王”及“纺织大王”）； 
河北唐山：周学熙新洋灰公司； 
山西：刘懋赏、冯济川保晋矿务公司；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内地很少，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如缫丝、纺纱以及其他日用品工业，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则很少。
5、影响：
初步发展的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因社会朱曾有过的新的生产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新气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报刊业走向繁荣的历程：

报刊的发展：

（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民众开始有了新闻观念；
（2）1872年创刊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
（3）清末四大小说期刊：《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
（4）新文化运动后，阅读报刊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

（1）发展的原因：
①内因：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为报刊业提供了物质条件；近代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促使各种报刊不断涌现，民主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②外因：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
（2）特点：
以报道、记录、宣传、批判、形成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事业功能，是报刊的主要任务。
①它满足知识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愿望，对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②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机关报成了新闻传媒的主体，报纸重视言论，尤其注重政论，中国的传媒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③它随着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而出现高潮，维新运动中出现第一次高潮，辛亥革命前后再一次出现高潮。
④它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之巨已有别于传统社会。
（3）影响：
报刊具有报道新闻、传递信息、通达民情、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立言议政和舆论监督的功能，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维新变法思想：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特点及出现的原因：

（1）特点：
①把西学的有关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相融合，来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②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制造历史依据，向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挑战。
（2）原因：
①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敢也不能够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表现在文化上，康有为借助古代文化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②维新派对自己的理论认识肤浅。他们的思想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然后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民族化，并非社会实践的产物。
③西学在我国的传播水平低，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④康有为本人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他更知儒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采用儒家外衣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
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致。

早期维新思想：

1、产生：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2、代表人物：
正在转化中的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
3、主张：
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
②早在洋务运动实施过程中，一批积极参与洋务或与洋务有密切联系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洋务运动有不少弊病，认识到如果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的萌发,为维新变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4、局限性：
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
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5、影响因素：
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

1、开展：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
2、阐释：
维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
维新变法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反对旧事物，实行新法。
3、维新思想传播的方式：
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建议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
4、论战：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而展开的。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时代推来的问题，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回答。
5、意义：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新学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维新变法思想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推进，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2、这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3、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还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4、维新变法思想将救亡与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虽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场爱国运动，对于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们的参政热情，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前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及原因：

1、态度：
（1）康有为等维新派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儒学的形式进行宣传，使二者统一。
（2）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孔子进行绝对否定，加以批判，对儒家的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原因：
（1）维新变法时期，顽固派仍有很强大的力量，康有为等借用孔子的名义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与资产阶级上层的两面性及康有为等人的家世、教育和经历有关。
（2）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利用孔子企图达到复古复辟的政治目的，使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与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经历有关。

维新变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上书光绪帝，痛陈国难深重，应赶紧变法图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而企图借变法，巩固与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一篇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变法运动遭到了失败。  
维新派提倡西学，兴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给古老的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看，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遭到了暂时挫折，但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留下的痕迹永不磨灭，永远鼓舞与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