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含义：

指对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起源于周朝，起初是封建制的补充，后经过秦汉发展，取代封建制成为主要体制。亚洲其他国家也从中国学习了该体制，如日本、朝鲜。

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比较：

分封制、郡县制与行省制的比较：

1、相同点：
（1）都属于统治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
（2）目的都是巩固统治；
（3）结果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4）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不同点：
（1）时代：分封制产生与奴隶社会，盛行于西周；郡县制与行省制都产生于封建社会，郡县制几乎盛行于整个封建社会，行省制确立并盛行于元朝。
（2）地方与中央的制约关系及其地方权力的大小：在分封制下，被封者的爵位和领地等都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对上承担一定的义务，但独立性很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中央政权力量衰弱的时候，被分封者就称霸一方，形成割据称雄的局面。在郡县制下，郡、县长官都是由君主任命，可以随时撤换或调动，郡、县两级政府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郡、县两级的官员按能力选任，破了贵族制下的血缘联系。对居民管理主要按地域划分，进一步清除了氏族制残余。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直属中书省。
（3）作用与影响：分封制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破坏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郡县制与行省制不仅在当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而且经过后世的发展、完善，积极作用愈益明显。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

1．由来：
(1)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
(2)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在新兼并的地区设郡县。
(3)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2．内容：
(1)行政区划：
①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
②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
(2)官僚机构：
①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郡守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
②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主要任务是治理民众，管理财政、司法、狱讼和兵役。
③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3．影响：
(1)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把全国的每个地方、每户人家都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中。
(2)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和完善。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

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
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
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
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辛亥革命含义：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概况：

1、背景： 

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剧浸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腐败无能，成为众矢之的

②19世纪末以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根本原因)

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传播

④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

2、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

3、经过：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1911年4月，广州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秉承列强行旨意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引起保路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五色旗为国旗

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清朝覆灭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结果：

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失败：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1、历史功绩：
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③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
⑤革除陋习，引起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历史。

2、局限性：
①革命果实被窃取；
②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③在革命过程中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有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领异。

(2)辛亥革命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3)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传播了革命思想。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各地的反封建斗争。

(4)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成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最高水平。

辛亥革命主要集中在南部原因：

1、革命形势遍及南北，但主要集中在城市，未与农村相结合，缺乏稳固的基础
2、革命势力南多北少，东部沿海强于广西部内陆（原因：东部和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北方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东部和南部最早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自然经济解体程度高）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1．原因：
（1）帝国主义对革命政权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2）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派进攻。
（3）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4）袁世凯掌握清朝全部大权，拥有北洋军，还大搞反革命阴谋。
2．经过：
（1）逼迫清帝退位：指使段祺瑞等通电要求清政府立即采用共和政体，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2）通电赞成共和：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参议院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3）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4）窃取革命果实的标志：临时政府迁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