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代以前的市：
(1)在城中特定位置、市和坊严格分开
(2)受官府严格控制
(3)有时间控制
2、宋代的市：
(1)打破市和坊的限制
(2)不再受官府直接监管
(3)打破时间的限制（夜市、早市）

古代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

1、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
2、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增多，规模扩大。
3、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4、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

城市的繁荣：

1、周秦迄唐代：
（1）商业交易受官府的严格限制；
（2）坊市分开；
（3）城市职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2、宋：
（1）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控制；
（2）坊市界限不复存在，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3）城市职能：经济功能大大加强 。
3、明清：
（1）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
（2）手工业技术发达。

城市的发展：

古代的大都市：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
繁荣的南方大都会：扬州、成都等.

政治中心城市商业活动限制的逐步松弛：

城市是社会的中心，商业繁荣总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代城市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1、西周至唐朝，县治以上的城市设“市”。
自周秦迄唐代，凡县治以上的城市，都有官设的市作为交易场所，设市令或市长管理。市处于城中的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官府直接管理市场交易，商业交易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县城以下，一般禁止设市，否则视为非法的私市。
这时期，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商业贸易和市场的规模不大。
唐代长安城承袭西周以来的城市布局并加以完善，实行整齐划一的坊市制。
西周官府对市场交易直接管理，与这一时期实行的“工商食官”政策密切相关。商人都是官府（贵族）的奴仆，为官府服务，商业活动自然也由官府统一管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许多自由商人。但历代统治者出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需要，继续推行对商品交易场所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
2、宋代开始，打破坊市界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宋代，市墙、坊墙均被拆毁，坊市界限不复存在。市分散在城中，面街设市，形成街市。
宋代，原先禁止设市的城郭乡村，也被允许置市贸易了。市的启闭也不再由官方统一规定时间，出现了夜市、晓市、鱼市等。
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视，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经济城市的兴起：

1、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途城镇的兴起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从长安向西，敦煌、楼兰、龟兹、于阗、莎车、疏勒等，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起来。
2、唐宋时期的港口城市
唐宋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发展兴盛，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兴盛。除早已发展起来的广州之外，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登州（今蓬莱）等都繁盛一时。
各港口城市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各国的“蕃客”云集，船舶数不胜数，货物堆积如山。
唐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经常被阻断，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转到海上，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港口城市迅速繁荣起来。
3、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城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这些市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有的多达数万人。
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城镇的兴起，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是我国古代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

重农抑商政策：

1、含义：
中国封建王朝限制、打击工商业、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地租征收，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
2、原因：
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兵源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长期斗争使统治者认识到解决好农民问题是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关键。

重农抑商的发展：

1、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中有奖励耕织的政策。
2、汉初，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3、北魏至唐前期，鼓励农民垦荒。
4、元朝，元世祖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组织编写《农桑辑要》；禁止毁农田为牧地；招募流亡，鼓励垦荒屯田；兴修水利。
5、明清前期，政府大力奖励垦荒。  

重农抑商的影响：

1、重视农业，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初期，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2、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了自然经济，不利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重要原因.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2）集中行政权：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3）集中财政权：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4）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军费开支高涨。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行政效率低下；
军事上，高级将领受制太多，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同时，对宋代皇帝而言，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国家利益，因此，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非常软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威胁宋都城开封。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涨。辽在澶州初战不利，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
(一)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
(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
(三)双方罢战撤兵，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故称此和议为“澶渊之盟”。
2、积贫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1）冗兵：
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2）冗官：
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3）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也使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