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提出者：
董仲舒 
（2）特点：
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3）思想主张： 
①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中央集权需要。 
②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加强君权需要。 
③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
④提出“三纲五常”——为人处世标准， 提倡孝道。
（4）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汉武帝的这一政策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经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在推崇的过程中，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没有被禁止，而且当时所提倡的儒学自身也广泛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汉武帝创造性地将独尊儒学和教育结合起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客观上还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 当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他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是与政治专制相呼应的产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
在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更适应汉武帝时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法纪上的大一统，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的建议立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接受。汉武帝下令正式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在朝廷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授官。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结束了战国时期各种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儒学独尊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评价：

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局面，因此，对维护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董仲舒传》）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者”。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他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以阴阳五行说等，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假借天意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绝对化、神圣化，还提出了三纲五常，并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应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春秋繁露》是他的主要著作。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以改造、发挥并取得独尊地位，是为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之滥觞。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起来：

佛教宣扬“不修今世修来世”，并极力渲染“未来世界”的快乐，这对痛苦中的人民有一定的诱惑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许多问题找不到现实的解答，因而极易接受佛教的宣传。封建统治者希望佛教成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者自身也希望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由于以上原因，佛教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南北朝时期空前盛行。

范缜：

范缜（约450—510），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论思想家。南朝梁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字子真。出身寒微。少年时从沛国刘瓛（huan）学习，精通经术。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梁武帝萧衍及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缜因著《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因尚书令王亮事，缜不平，被御史中丞任防所劾，徙广州。

《神灭论》：

《神灭论》，范缜所著的一部无神论著作，全书用问答体写成，计31组问答，共二千一百多字，文字通俗易懂。该书坚持物质第一性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认为人的神（精神）和形（肉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肉体是本质，精神是作用，像刀的锋利是刀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离开了刀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精神。《神灭论》的发表激怒了整个腐朽的统治集团，许多佛教徒纷纷写文章责难范缜，但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事实来证明鬼神的存在。  

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

1、历史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其兴盛的社会条件：
其一，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连统治者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他们亟需一种宗教信仰，既能麻醉别人，也能抚慰自己的灵魂。佛教有着系统完整的教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系其统治秩序。
其二，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易于接受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百姓被迫颠沛流徙，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希望精神上得到解脱。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让他们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胁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这就使佛教有了较广泛的信徒。
2、意义及危害：
佛教在南方、北方都广泛传播开来。一些高僧在翻译佛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更密切。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等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佛教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消磨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安于现状。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其二，耗费财物。南北朝时，各地大修佛寺佛塔。北魏凿龙门石窟，历时二十多年，耗费极大，用工达八十多万人。南朝建康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萧梁百官为赎梁武帝，每次都耗钱上亿。这些钱财“皆是卖儿贴妇钱”。
其三，占田夺人，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与封建政府争夺劳动力。因此，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灭佛的现象。从理论上范缜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政治上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

程朱理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本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比较：

1、相同点：
①思想来源：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在儒学基础上吸纳融合佛学、道教而发展起来的。
②思想主张：都强调意识（理或心）第一，物质第二，都属于唯心主义；都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③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④根本目的：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个人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⑤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广义的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
⑥影响：促进了思辨哲学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严格的道德品性起了积极作用。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压制人的自然欲望，有消极作用。
2、不同点：
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②认识论：程朱理学主张只有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或者咬文嚼字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③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格物，接触事物；致知，获得知识），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良知容易被私欲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去掉人欲，以恢复良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最大的差异在于求“理”的方法不同。）
④为学程序：理学主张首先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程朱理学重经验，近于归纳法。心学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近于演绎法。朱熹认为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认为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
⑤作用和影响：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心学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程朱理学是南宋及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海内外；陆王心学影响不及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

1、概念： 
北宋时期：“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 
2、主要思想：
①二程理学（北宋） 
A、“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先有理后有物。——核心思想 
B、“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     
C、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把握“理”。 
②朱子学——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    
A、天理与三纲五常的紧密联系“存天理，灭人欲” 
B“格物格致”深化：“物”的概念指天理、人伦、圣言和世故。“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支离） 
3、影响：
①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②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③学术思想流传海外，在朝鲜、日本甚至形成了“朱子学”学派。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所谓“格”，用二程的话来说，就是“格犹穷也”，即深刻探究、穷尽。“物”就是万物的本原，朱熹进一步将“物”确定为天理、人伦、圣言、世故。“致”就是求得、获取的意思，“理”就是事务的本质，他们眼里的“天理”。如何格物呢？就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花工夫，讲方法，深刻探究万事万物的本质，以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并且进而认识人伦世故、道德文章，以明道德之善。显然，“格物致知”包括认识的方法和认识的目的两层。就认识目的而言，程朱的“格物致知”是有局限的，我们还必须求科学之真。就认识的方法而言，对我们的启发还是颇多的：学习要脚踏实地，深入探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达融会贯通。

二程及其主要思想：

程颢（1032—1085），字伯淳，私谥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因居临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两人为亲兄弟，河南洛阳人。二程，以理学家周敦颐为师，在总结了先秦关于理和道的观念，以及宋初以来思想家关于理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来，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
二程哲学核心是“天理”或“理”。
他们认为“理”不仅总摄天地万物，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理”是万物本原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封建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也是天理的表现，不可违背。
在认识论上，二程的“格物致知”并不是指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内心恢复“天理”。
二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理学，并在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

朱熹（1130—1200），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翁，最后号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一生的主要活动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朱熹的著作堪称浩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思想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小学》《童蒙须知》《资治通鉴纲目》等，后人整理汇编有《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朱文公文集》（100卷）朱熹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大师李侗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构起了一套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伦理原则。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所建立的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从元代开始，朱子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它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

陆王心学：

是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南宋时，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陆九渊提出“心即理”；针对朱熹“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更为便捷的“发明本心”的主张。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指磨练吾心内在的良知，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这个过程即为“知行合一”。“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陆王心学概况： 

（1）代表人物：
陆九渊（南宋）王阳明（明朝）    
（2）陆九渊的“心学”主张： 
① “心即理也”； 
②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 
③反省内心可得到天理。（太简） 
（3）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
①王阳明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佛” 
② “致良知”“知行合一” 

宋明理学：

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
1、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
①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
②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
2、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①代表人物：
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
南宋：朱熹、陆九渊；
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②主要派别：
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
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
③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
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明理学的特点：

1、首先是儒学进一步思辨化。宋明理学家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例如“太极”、“天理”、“心”等，从而使传统儒学的道德信条式的语录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
2、其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特别强调义理，其实就是强调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无论是哲学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
3、再次是更多地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特点，例如吸收禁欲主义思想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理学的产生：

1、历史条件：
学术界的权威看法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
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
民族矛盾的尖锐；
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
还有学者认为，理学的产生与上述政治、学术思想无关或关系不大，主要原因应是北宋建国八十年后，在政治上，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对外屈膝苟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三冗”问题严重等；在思想上，大力宣扬文治，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思想禁锢等。
2、理解宋明理学：
“理学”一词，是指当时学者们从道统观念出发所说的符合先秦儒学精神的正统儒学。程颢“自家体贴出”了“‘天理’二字”，这就将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成“天人一理”的形式了，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也就被“理”代替了，宋明理学也就由此得名。
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朱熹更把天理视同三纲五常，升格为人性的最高境界，由此推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王阳明的心学则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将良知视为天理。

宋代理学的发展：

宋代理学是一种以儒、道、佛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新儒学，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理学的产生，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理学的开创、奠基和集大成三个阶段。
①理学开创于北宋初期，当时名儒孙复等人有感于五代君臣父子伦纪的破坏，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在治经过程中，不重章句训诂，而以阐释义理为主，这些都对后来理学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宋仁宗庆历年间，周敦颐在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已经开始使用“理”这一概念，只是尚未置于哲学最高范畴加以阐述。周敦颐以极其简洁、抽象的语言，论述了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问题，提出了一切本于“太极”的观点。
②宋神宗熙宁前后为理学的奠基阶段，张载和二程（程颢、程颐）被视为奠基人。张载以“气”为万物的本体，二程以“理”为万物的本体，并对“气”和“理”这对重要的范畴各自作了论述。二程把“理”作为万物的本体，认为“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理”。张载和二程提出的命题，成为宋明理学的命题，从而将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③南宋时期为理学的集大成阶段。朱熹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教及诸子之说，建立了一个博大繁杂的逻辑体系。与朱熹同时期，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他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奠定了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基础。

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
①政治：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吏治腐败，奸佞当道。 
②经济：生产力发展 
③思想：把孔子奉为神圣。 
④个人：李贽任职期间，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不愿与他们同流。 
（2）主张：
第一，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
第二，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首先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追求平等、个性。
第三，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动去谈仁义道德，主张人应该享受正当的私欲。
（3）影响：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4）思想评价：
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带有民主色彩。

李贽及其主要思想：

1、简介：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回族。从30岁到54岁，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家学府教师）、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职。
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不与腐败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学问和讲学活动，常与上司抵触。辞官后，先在湖北黄安居住三年，后来隐居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由于其言论著作，猛烈抨击了纲常礼教和孔孟之道，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屡次加以迫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动势力纠集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名，拆毁芝佛院，将他驱逐出境。
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狱，并下令禁毁他的著作。当时李贽已76岁，病得很严重，听说明政府还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狱中自刎而死。
2、著作：
李贽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
《焚书》的起名是李贽认为将来这些著作定会遭到焚毁。《藏书》的命名则是由于李贽认为这部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的缘故
3、思想：
李贽具有突出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
①他蔑视儒学经典，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经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时的对病发药，绝非“万世之至论”。
②他尤其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人，别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因此不能把几千年前孔孟的学说作为衡量今天是非的标准。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
③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
④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必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⑤他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藏书》）。李贽的这些言论，直接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级和纲常礼教。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较评价：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参加抗清斗争，目睹王朝兴衰，后来著书立说。
政治思想上都反对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回归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够在思想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儒学，使宋明以来渐趋沉寂的局面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各自的贡献也不一致：
黄宗羲以抨击君主专制著称，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以倡导经世致用而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而著称，其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2、整体评价是：
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促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转化的意味。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思想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宋明理学的批判，而将他们划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踪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主张： 
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②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2、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唐甄政治思想：

1、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①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②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
2、尽性事功的心性学说 ：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评价唐甄：

1、积极作用：
①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
②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
③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指出，国防靠民来巩固，府库靠民来充实，朝廷靠民来尊崇，官员靠民来养活。君主只有爱护人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无道于民，纵然“九州为宅，九州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④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天下难治，人们以为是民难治，实则不然，“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认为大多数官吏“为盗臣，为民贼”。
⑤他还提出了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政策，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强调“刑先于贵”；呼吁政府帮助农民种值农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
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
⑥唐甄还提倡为民的功利主义，反对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唐甄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唐甄：

唐甄（1630～1704)，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唐甄塑像亭。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顺治十四年(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