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

1、鸦片战争前后“窄袖革履”的西式服饰传入中国，民间效仿之风兴起。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行不悖，成为近代社会特有的景观。
2、民国期间，政府仿照西方各国，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
3、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传统服饰，而是促成中国服饰的改良。中山装和旗袍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近代以来服饰变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是服饰变化的根本原因，观念的变化是服饰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1）在古代，服饰和阶级、身份紧密相联，有着繁复的制度和规定。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传入，冲击了传统家庭手工业；同时，社会结构随之产生变动，旧的等级秩序受到冲击，西方文化、生活方式推动着个性的解放,首先体现在穿着上摆脱旧的规定的束缚。
（2）近代服饰的变化伴随着政体的演变：近代服饰的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在民间服饰尤其是民间男子服饰上。清代传统的民间男子服饰是“长袍马褂”，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式服装及其穿着形式传入，并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中国留美幼童通过与学监的斗争，开始改穿西装，并发生了剪辫之举，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断发易服”运动的序幕。20世纪初，由于民主革命的兴起，学生群体中剪辫易服的呼声就更加高涨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民国政府彻底否定了满族服饰，提倡“剪辫易服”，西式服饰一时成为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服饰。
（3）中山装与旗袍是中西服饰融合的产物，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反映了中国民众审美观念在服装方面的变化。
（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山装、人民装、列宁装迅速取代西装、旗袍，成为共和国初期的主要服装样式，它们与当时追求进步、保持革命激情的社会政治思潮有紧密联系。
（5）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发展，中国服装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国际接轨。
近代以来服饰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民主化的趋势，是中国从中古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对服饰的需求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刺激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康有为断发易服的奏折：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孙中山关于剪辫子的论述：

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种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地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

并行于世的中西餐：

近代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面食肉类为主。北京作为都城，除了宫廷菜以外，各大菜系涌入京城，特别是鲁菜几乎成为京菜的代表，八大楼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等老店享誉京城。鸦片战争后西式餐饮成为大城市的消费时尚。

饮食：

民以食为天，饮食受到自然环境、生产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地域特性。中国的饮食种类丰富，特点明显，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作物种类导致地区性差异明显，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面食肉类为主。北京作为都城，除了宫廷菜以外，各大菜系涌入京城，特别是鲁菜几乎成为京菜的代表，八大楼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等老店享誉京城。此外，种类繁多、口味丰富的各色小吃更是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些一直流传至今，依然受到民众的喜爱。
（1）19世纪40年代，通商口岸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西餐馆。
（2）19世纪60年代前后，上海陆续开办一些西菜馆。
（3）七八十年代以后，西餐成为一种时尚，逐渐由通商城市流入市镇，由沿海进入内地。
（4）酒、茶、烟等日常食品在近代也发生了嬗变。华资经营的咖啡馆、西式茶室、音乐茶座和公园露天茶室，成为上流社会和青年男女乐于光顾的公共场所。

 房屋建筑的演进：

传统的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江南的民居。一些官员和富商也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电灯照明在城市中出现，房屋格局、生活设施、装饰风格都有了很大变化。上海、广州、青岛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建筑：

（1）西式建筑最早出现在租界地区,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2）近代居民最普遍、最典型的是居住大院和里弄住宅；在四合院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居住大院多分布在北方城市。上海、汉口、南京、福州等南方城市以及天津等地则出现了中西合璧的里弄住宅。
（3）同时期，在大城市还出现了高级公寓和别墅式住房，其种独院式的花园洋房最为引人注目。

社交礼仪：

1、跪拜礼→握手、鞠躬；
2、称呼：“老爷”“大人”→“先生”“同志”；
3、婚丧仪式：铺张繁琐愚昧→简洁文明。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时期人们关于婚姻自由的看法：

五四时人认为，婚姻自由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恋爱自由：
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必定先有恋爱，方可结为夫妇，必定彼此永久恋爱，方可为永久的夫妇”。
(2)婚姻自主：
婚姻主体对主婚权的把握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他们强调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
(3)离婚自由：
“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很重要……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就这自由婚制也成了锁镣”，因此，“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并行齐进”。
(4)再嫁自由：
认为寡妇再嫁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而断了再嫁的念头。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是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 

黄遵宪劝止缠足：

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当地提倡不缠足，按察使黄遵宪马上予以支持。黄遵宪首先列名不缠足活动发起人，接着亲撰布告，劝告人民不要缠足：“天地生人，本无生女悲惨之意，父母爱子，时仅生疾毁伤之忧。故圆颅方趾，麻木偏枯则为疾，属毛离里，疾痛弱化之谓慈。自薄俗流传，公理蒙晦，求工纤趾，肆彼忍心，毒螯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 ──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新式婚姻日渐增多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废止缠足运动：

早在清末，废止缠足的天足运动就已经展开。天足，即天然之足，清朝末年发生的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天足运动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动起来的。
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广东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万人以上。与此相呼应，在广州附近的顺德也创立了戒缠足会。另一位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并致力于从事反对缠足的宣传工作。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专门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痛陈缠足之害。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的反缠足运动告一段落。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反缠足运动中。
进入民国，天足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政府已经把放足和禁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民国建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国民政府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政府对缠足的劝禁工作从未停止。到了抗日战争前夕，尽管这一陋习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禁绝，但杜绝这一陋习基本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魏源和《海国图志》：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书，又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人文情况，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实践和研究，魏源看到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最直接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最有“长技”的国家。他认为只有真正“知其情”、“知其形”才能“师夷长技”，才能最终制驭它。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完全可以抵抗外国侵略并战胜敌人。《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著作，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1825—1826年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漕粮、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较多地了解社会实际。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他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对照历代史志将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在这部书中，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他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要求改革漕运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他的思想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逼近扬州时，魏源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对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清魏源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愦，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海国图志》的有关内容：

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海国图志》卷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
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
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的理论及实践：

（1）兴起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随着西学的传播，用什么来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目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3）论战：
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的焦点是采取什么方式维护清朝的统治。洋务派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大清国体；顽固派则以传统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反对“西学为用”、“师事洋人”，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既有的政治文化格局。论战最终以洋务派占上风而告终。
（4）实践及影响：
洋务派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自强”、“求富”为名，在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海军、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国防现代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坚持“中体西用”为触动封建制度而失败，但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洋务运动迈出了实践的第一步，对中国的近代化影响很大。
(5)实质：
在不动摇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
（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为世界革命的潮流。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使得人们认识到其革命理论的价值。
（5）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2、研究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出现：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等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
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周恩来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4、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