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道家和法家:

①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老子著《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观点，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
②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生出天地万物。庄子的散文非常富有哲理，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如《逍遥游》等名篇。
③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是法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后来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

道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
1、哲学思想：
①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 
② 朴素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2、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3、评价：
① 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 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庄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1、哲学思想：
“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消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2、文学成就：寓言、散文蕴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韩非（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
1、思想主张：
① 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②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         
2、评价：
①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② 法家思想适应战国后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所接受。

老子及《道德经》：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教材持这种说法；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
相传，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

道家学派：

老子及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称为道家学派，老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道家一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并没有道家学派的说法。道家之名，是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称为“道德家”。至《汉书·艺文志》，始名之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
道家学派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的，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作主宰）。
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法治”和“尚贤”，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
伦理上主张“弃仁绝义”，反对“礼治”，认为“礼”是酿成大乱的祸首（《道德经》）。
道家的这些主张，与儒、墨、法家的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九流”：

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战国末期，韩非子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

韩非子：

（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子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

四大发明：

1、内容：
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
2、意义：
推动欧洲社会在文化、思想、航海及政治上的巨大进步；欧洲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推动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国古代科技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一度被称为“发明和发现的国度”。除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众多世界之最，例如东汉的《九章算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这本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著作，再如，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纵观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比较重视总结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概括和抽象。因此，中国文化具有强调实用技术，忽视抽象科学的倾向。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实用之学如农学、医学、地学、天文历算之学等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就以科学调查的方式研究自然界，创建了严密的逻辑论证系统。同时，这些科技成就与农业及其人与自然的和谐密切关联，发达的应用数学、天文测量及其系统的农学都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而发达的中医学及其中药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生态度，正与儒家的“天行有常”“天人合一”契合。

四大发明概述：

（1）概况： 
①造纸术 
A.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
B.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 
C.魏晋南北朝，造纸技术进步明显。（普及） 
D.唐宋时期，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术被传入阿拉伯。（欧洲和北非） 
②印刷术 
A唐，中国出现雕版印刷。 
B.宋代，雕版印刷黄金时期，彩色套印技术。 
C.北宋，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 
③火药：     
A.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B.宋代，火药武器有突火枪、火箭、火炮。（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④指南针 
A.战国，发明“司南”。
B.北宋，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2）影响： 
A.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进欧洲文化的发展。 
B.火药传入欧洲，推动火药武器的发展，靠冷兵器的骑士阶层日益衰落。 
C.指南针，促进了航海，迎来了地理大发现。 
D.印刷时，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四大发明对欧洲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推动欧洲率先迈入近代社会。

四大发明的外传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4世纪起，造纸术传到朝鲜和日本，8世纪经阿拉伯传到非洲与欧洲。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传入欧洲；元朝时，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国印刷术由波斯传到西方。14世纪欧洲出现木版雕印的印刷品。1450年前后，德意志出现受中国活字印刷影响的金属活字印刷书籍。
1、纸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的记录、传播和继承，有了革命性的进步，打开了欧洲“知识普及”的道路。
2、指南针应用于方向测定，对于军事实践和经济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航海事业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如为明代航海家郑和远航东非等地提供了条件、为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3、火药推动军事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促成了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4、印刷术为欧洲走出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中国的四大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迈向近代社会的进程，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造纸术：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在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纸的质量和产量不断得到提高，唐代时传入阿拉伯帝国，后来，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北非和欧洲的战争，造纸术传入北非和欧洲。
1、发明：
①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造纸术发明之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有些书是用丝绸做的，代价昂贵，得不到普及。在西方，纸未引进以前的大多数书是用牛皮纸和羊皮纸制成的，这两种纸就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羊皮和小牛皮。牛羊皮纸和纸莎草纸都是稀罕之物，而且造价昂贵，不便于普及。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8年)，我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
②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植物纤维纸。
汉和帝时，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入宫做皇帝的侍从，后来升任“尚方令”，负责管理皇室工场，监造各种器械。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洛阳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
③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明显进步——白度增加，质地细腻，产量大增，取代简牍，成为最主要书写材料。
④唐宋时期，竹纸、皮纸成为主要品种。
2、外传：
向东，由朝鲜传入日本；向西，经阿拉伯传入欧洲。
造纸术在公元七世纪经过朝鲜传入日本，八世纪中叶经中亚传到阿拉伯。
在阿拉伯（古时称“大食”）的报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大马色（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等地组织第一批造纸工场的时候，还是我国造纸工人亲自传授技术以后兴建的。
阿拉伯最初造的麻纸，用破布做原料，采用的是我国的技术和设备。阿拉伯纸大批生产以后，就不断向欧洲各国输出，于是造纸术也随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最先在西班牙和法国设立了纸厂，十三世纪在意大利和德国也相继设厂造纸。到十六世纪，纸张已经流行于全欧洲，终于彻底取代了传统的羊皮和埃及纸莎草纸等，此后纸便逐步流传到全世界。

印刷术：

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1、发明：
①隋唐出现雕版。
印刷术至迟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②北宋时期，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毕升（1000-1051），北宋布衣，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初为印刷铺工人，专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实践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艰难，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创造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升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③活字印刷术的推陈出新。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又开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书，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十三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我国使用铜活字印书比朝鲜稍晚。朝鲜人民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
然而，真正利用油印技术印刷文件的人是旅居英国的匈牙利人盖斯特泰纳。1881年左右，他用涂蜡的纤维纸作为模版，用铁笔把要印刷的资料刻于其上，铁笔刻写之处，纤维便出现微孔，然后将油墨刷于版上，用滚筒压紧推动，使油墨透过蜡版，粘附在下面的纸上。
发明家爱迪生在20世纪初也对孔版印刷进行过研究，他把铁笔与马达配合起来，通过控制马达来使铁笔在纸上刻划，制成油印版。虽然这处方法当时未得以广泛重视，未能投入实用，但其原理却启发了后人。1888年，盖斯特泰纳用打字机代替铁笔，他将打字机上的色带卸下，使字直接打在蜡纸上，字迹在蜡纸上留下痕迹。卸下蜡纸，铺于纸上，涂墨压印，获得了成功。10余年后，奥地利人克拉博发明了旋转式油印机，使得油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
2、外传：
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
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十九世纪传入澳洲。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

汉字的起源：

图画文字→象形字的符号化→汉字
汉字源远流长。它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又是至今硕果仅存的一种方块表意文字。世界上另外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中美洲印第安族玛雅人创造的象形文字，都已经成为死文字，不再使用。汉字从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字，一直到今天的现代文字，尽管在形体上、读音上或字义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性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一脉相承，现代汉字是从古代汉字基础上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我国古人常说“上古结绳而治”。古书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实际上在文字产生之前，结绳是一种用来记事的方法。约定俗成，不同的绳结，或绳子的不同长短、颜色等，表示某种特定的含义。不过这只是一种记事方法，中国文字是通过另一种途径逐渐形成的。我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原始文字大多是象形字，是可读出来的图画，称为“图画文字”。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姜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原始文字的雏形。
象形字越来越符号化，逐渐脱离图画，形成汉字。至商朝，汉字已经形成完整体系。
为什么说到商代，汉字已形成完整体系？因为从文字结构和造字方法看，甲骨文已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上古文字。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和字形结构，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字形结构，已出现了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其中以象形字为多，还有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假借字、转注字。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发现对研究商周的历史和中国文字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字的演变趋势：

甲骨文→金文→篆书（分大篆和小篆）→隶书→楷书
总趋势是由繁到简，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古文字和隶楷两大阶段。在古文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甲骨文、金文、篆书、秦隶。在隶楷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隶书、楷书。
隶书盛行于汉代。魏晋时期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楷书盛行于隋唐。隶书、楷书是正式字体。在隶楷阶段，还出现了辅助书体——草书和行书。
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
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了，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钩、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起来；由多行书写产生出来的排列整齐的要求，使字形变化、笔画的长短、粗细被约束在方框内伸展，笔画分布的部位和疏密也受到制约，字形结构讲究平衡对称。
楷书出现使汉字的方块化定型了，汉字的字体演变成熟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体。这是汉字字体演变的主流。辅助性字体草书和行书的发展过程是汉字字体演变的支流。

汉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保证了汉字使用的畅通无阻；汉字为不同民族、不同方言区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反之，我国众多民族、众多方言，为汉字的使用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汉字自身的成熟与完美，也为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汉字是复脑文字，激发人的形象思维。
②汉字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为背景，信息含量大，具有丰富的表达能力。
③汉字有强大的组合能力，单字相对较少，占空间较小，经济实用。
④汉字中的数字有强大的逻辑性。
⑤汉字的书法是一门独特高雅的艺术。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我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金文：

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篆书：

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其代表作品，有《石鼓文》和《秦公簋》铭文等。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匀逼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秦时刻石如《泰山》、《峄山》、《琅琊台》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唐李阳冰、五代徐锴与清代的邓石如均是小篆大家。在汉文字发展史上，篆书是大篆由隶、楷之间的过渡。

隶书：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
楷书从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字形由扁改方，笔划中简省了汉隶的波势，横平竖直。楷书盛行于六朝，至唐代出现了繁荣局面。自秦汉之际产生笔画至三国楷书成型，两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勃兴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北朝书法的勃兴是楷书兴旺的标志。其质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与南方的秀丽典雅。双峰对峙。楷书鼎盛时期限在盛唐承隋楷风格之变。各书家各显其个性体貌。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曾任东晋政府右军将军，人们称他“王右军”。他的书画都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尤以书法著名。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都造诣很深，尤其擅长隶、草。他的书法自南朝以来就被朝野所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尤为酷爱，因而流行愈广，世称“书圣”。 《兰亭序》 《兰亭序》又称《兰亭帖》，行书字帖，王羲之33岁那年，与一些好友宴集会稽山阴之兰亭时所写。书法遒媚劲健，端秀清新，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殿中侍御史。安禄山叛乱后，曾联络堂兄杲卿起兵抵抗，附近17郡响应，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后入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他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学张旭，善于推陈出新。他的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人称“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范文澜《中国通史》中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颜真卿是一位多产的书法家。据说书迹有18种之多。留存至今的仍然不少。《颜氏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是他的代表作。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人。官至太子少师。他善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禁中。穆宗时，有过“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笔谏佳话。据《旧唐书·柳公权传》载：“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不以为孝。外夷(指少数民族)入贡，皆别署货贝(准备专款)，曰此购柳书。”唐文宗称他的字是“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他学颜字，但能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了他们书法的不同特点。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笔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又吸取名家之长，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柳体”。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等。

书法的几种主要书体：

魏源和《海国图志》：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书，又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人文情况，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实践和研究，魏源看到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最直接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最有“长技”的国家。他认为只有真正“知其情”、“知其形”才能“师夷长技”，才能最终制驭它。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完全可以抵抗外国侵略并战胜敌人。《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著作，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1825—1826年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漕粮、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较多地了解社会实际。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他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对照历代史志将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在这部书中，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他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要求改革漕运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他的思想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逼近扬州时，魏源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对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清魏源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愦，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海国图志》的有关内容：

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海国图志》卷2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
（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为世界革命的潮流。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使得人们认识到其革命理论的价值。
（5）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2、研究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出现：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等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
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周恩来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4、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