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1、宗主督护制——制度建设的弊端：
（1）性质：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
（2）目的：宗主督护农民纳税服役
（3）内容：宗主（即豪强地主）隐瞒控制人口，逃避赋税、徭役；农民名义上依照财富多寡承担数额不等的赋税负担，实际上地方官吏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农民负担沉重。
（4）影响：
①导致赋税制度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②引起两个矛盾的激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发；
A阶级矛盾：宗主之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是地主的私家人口，所受剥削和奴役极重。
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
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反而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发；
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B民族矛盾：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辅国元老崔浩被杀，除因撰修北魏史书直笔实录得罪当朝统治者外，深层原因还有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民族矛盾的恶化尖锐，严重威胁着北魏统治的稳固。
2、各地人民起义：陕西各地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445年陕西关中地区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各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盖吴曾领导了一次起义，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北魏关中统治摇摇欲坠。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几经周折才将起义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1、为孝文帝改革奠基础（改革的前提）：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拓跋珪和拓跋焘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汉族文化，按照汉族封建政权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2、孝文帝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北魏政权各种制度的欠缺，基层统治方式实行宗主督护制，赋税制度上“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尖锐；北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高压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北魏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人民起义。
3、孝文帝改革的有利条件：
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冯太后执掌朝廷实权；孝文帝受到了良好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对汉族文化的先进和鲜卑族的落后有深刻的认识。

宗主督护制：

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前期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形态。十六国大动乱时期，留在北方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通过作坞自保的方式而成为坞主或壁帅，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缮制甲兵，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首领，依附于其的农民多达数百家、数千家，这些地方被称作宗主，而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苞荫户。
北魏统一伊始，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无法解决，为了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便于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北魏前期统治者只得承认汉族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强长期以来拥有的控制宗族、乡里的权利，让他们继续统领依附人口，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担任宗主，督护百姓。鲜卑拓跋氏贵族不直接干预各地宗主对所领百姓的管理，宗主对鲜卑贵族以及朝廷负责，这就是“宗主督护制”。在这种制度下，宗主控制的苞荫户大多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些情况表明，“宗主督护制”对朝廷与广大民众均为不利，惟独对大地主有利，只能是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当国家统治关系逐渐理顺后，它是必然要为其他有效的管理制度所取代的。

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1、为孝文帝改革奠基础（改革的前提）：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拓跋珪和拓跋焘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汉族文化，按照汉族封建政权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2、孝文帝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北魏政权各种制度的欠缺，基层统治方式实行宗主督护制，赋税制度上“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尖锐；北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高压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北魏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人民起义。
3、孝文帝改革的有利条件：
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冯太后执掌朝廷实权；孝文帝受到了良好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对汉族文化的先进和鲜卑族的落后有深刻的认识。

冯太后临朝听政：

1、措施：
①颁行班禄制：让官员按官职大小领取俸禄，严惩贪官污吏；
②推行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进一步推进北魏的封建化；
③对孝文帝实施系统的汉化教育（冯太后的最大贡献）。
2、作用：
冯太后临朝听政，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并督促孝文帝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使孝文帝对汉族文化十分敬佩和仰慕，对后来的改革有着深刻的影响。

冯太后：

冯太后（442—490），北魏历史上著名女政治家，孝文帝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与主持者之一，由于她去世后为谥称曰：“文明太皇太后”，所以历史上又称她为“文明太后”。她的父家为汉族，史载其“性聪达”，早年以宫女身份“入宫掖”，在宫中“粗学书计”，后成为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孝文帝的祖母。
冯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诡云谲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冯太后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大臣的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在献文帝、孝文帝时期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成为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由于她的汉族血缘背景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她主政时已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孝文帝第一阶段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她的主持下展开的，“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的制定与颁行应属于冯太后的作为，换句话说，孝文帝改革的伟大历史功绩有一半应该归属这位了不起的巾帼人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467—499），后改汉姓，又名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皇兴三年（469），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471），拓跋弘自称太上皇，拓跋宏5岁即受父禅登基（471～499年在位），改年号为延兴。承明元年（476），太皇太后（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临朝当政，曾颁布班禄制、均田制等。太和十四年（490），冯太皇太后死，拓跋宏亲政。他继续整顿吏治，推行改革。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迁都洛阳，开始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加速吸收汉族先进文化。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他鲜卑诸姓也都改为汉姓；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还“分定姓族”，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又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订官制朝仪。以太子元恂为首的鲜卑族守旧贵族抗拒改革，遭到严厉制裁。太和二十三年（499），南齐攻打北魏，拓跋宏（元宏）率军打败齐军，返都途中病死，年仅33岁。拓跋宏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死后，谥孝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今河南临汝境内）。年号有：延兴、承明、太和。

均田制：

北魏时期实行的国有和私有相结合的封建土地制度。主要内容是国家把荒地分给丁男露田40亩，妇女20亩；丁男受桑田20亩。露田在农民60岁免课赋或身死时归还政府；桑田传给子孙。地主按级别也分给公田。均田制的实行，把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同时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

三长制：

北魏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为配合均田制的实行，北魏统治者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它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它的推行，健全了县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完善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卓有成效的新制：

北魏前期——制度创新（冯太后主持）：

1、重点：建立新制度，取代旧制度
2、措施：
（1）制定俸禄制，整顿吏治：
原因：官吏无俸禄，吏治黑暗，贪污成风。
内容：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官吏自筹。惩治贪污。
作用：使吏治有了好转。
（2）推行均田制：
原因：中原战乱，百姓流亡，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无主荒地。
主要规定：
①男子15岁以上，授种票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田叨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
②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于继任者。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具体办法有所变更。北齐男子18岁开始授田。唐代女子不授田，男子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狭乡减半。永业田、口分田均不得买卖，但迁徙和身死无力营葬者可卖永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者可出卖口分田。
实质：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北魏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其他新制推行的出发点。
作用：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设立三长(zhǎng)制：
目的：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内容：即邻长、里长、党长北魏后期的基层政权组织。
性质：北魏基层行政组织。职责：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
作用：三长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租调制：
目的：适应均田制，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
内容：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
作用：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3、影响：
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迁都洛阳：

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减少改革的阻力，孝文帝决定把首都从经济落后、地理环境偏远的平城迁往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孝文帝克服阻力，设巧计迁都。迁都洛阳，为孝文帝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迁都洛阳：

1、原因：
①政治上：旧都保守势力强大，阻挠改革，统治中原的需要；
②经济上：旧都经济落后，粮食供应困难。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
③军事上：旧都受到北边强敌柔然的骚扰和威胁；
④地理上：旧都偏居塞上，经略中原困难；
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⑤倾慕汉族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2、策略：迁都动议与南下伐齐。
3、迁都：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孝文帝与任城王拓跋澄筹划迁都：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后，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孝文帝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但是要排除迁都问题上的种种阻力，必须另出高招，于是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
为此，他召集文武大臣，声称要大举进攻南方齐朝。群臣内心都不情愿，默不作声，朝堂上一片沉寂。不料，一向主张改革，深受孝文帝信任的任城王拓跋澄也信以为真，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甚至与孝文帝当场争辩起来。孝文帝勃然震怒，说“社稷是我皇帝的社稷，你任城王难道想惑乱人心吗”！拓跋澄也不示弱，说“社稷果然是您皇上的，但是我作为社稷的臣子，有责任维护社稷的安危”。孝文帝不想与他在朝堂僵持，于是给自己打圆场，找台阶，表示“各言其志，亦复何伤”。随即宣布退朝。
孝文帝回宫后，立即传召拓跋澄，向他说明了“南征”的真相，并把迁都的必要性讲了一番。任城王原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孝文帝曾经表示过“非任城王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此时他了解了孝文帝的真实意图，马上表示举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开始深入探讨迁都的具体操作事宜。孝文帝向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迁都的一些担心：“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担心是多余的，激励孝文帝说：“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孝文帝闻言倍感鼓舞，遂大张旗鼓准备“南征”，为迁都创造条件。

孝文帝借“南征”完成迁都之举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当时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坐下再不起来，随行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一身戎装，执鞭催马，指麾向南，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师的架式。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停止“南伐”。孝文帝不为所动，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说罢，又策马跃出人群。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又哭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伐，那么就索性将国都迁徙到这里，“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不等大臣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道：“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大臣大多不乐意迁都，但更不愿南征，情急之下，别无选择，只好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自己导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接着，孝文帝委派李冲等营建洛阳，又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贵族大臣传达迁都的决定。留守百官闻此信息都十分震惊，他们留恋故土，不愿南迁，拓跋澄苦口婆心对他们作说明和说服工作，终于平息了他们的情绪。次年二月，孝文帝又颁发诏书，向全国通告迁都事宜。同时，他回到平城，亲自劝说鲜卑贵族搬迁到新都去。不久，北魏朝廷正式迁都洛阳，先后有100万人从平城迁徙到了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至此取得了完全的实现。

“汉化”措施：

北魏统治者实行的推动鲜卑族向汉族同化的措施。孝文帝基于对汉族先进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而自觉主动地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从生产、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结束南北分裂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移风易俗（后期改革的重点）：

1、重点：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
2、目的：孝文帝亲自主持，以学习汉文化为主要目的。
3、措施：
①易服装：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孝文帝自己带头穿戴汉族服装，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②讲汉话：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
③改汉姓，定门第等级：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主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其余鲜卑姓氏也改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与汉姓完全相同。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在汉族地主中，以父祖在北魏所在任官职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级；在鲜卑贵族中除皇室元氏门第最高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其门第与汉族大族四姓（崔、卢、李、郑）相对应；其他则是一般世族。
④通婚姻：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⑤改籍贯：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4、作用：
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对北魏政权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统治模式转化。

北魏文化的发展：

魏孝文帝推行以汉化为主题的改制之后，先进的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被广泛接受和全面普及，使当时的北方地区文化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形势。这表现为，第一，学校得以迅速恢复，读书士人数量激增，儒家学说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史载“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第二，整体学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于社会相对安宁，许多士人能够专心治学，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经学等学术领域都呈示出欣欣向荣、兴旺繁盛的局面，出现了一批价值极高的传世之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齐民要术》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中原地区“礼乐文章扫地以尽”的格局。第三，在鲜卑族人当中，涌现出许多熟悉汉文化，并对汉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孝文帝提倡汉化的政策导向，鼓励了不少鲜卑族贵族积极接触和学习汉文化，他们中间熟读汉文典籍，善于吟诗作诗者不乏其人。如《切韵》一书的作者陆法言，就是鲜卑族步六孤氏人，他从只会讲鲜卑语到精通汉语音韵，成为汉语研究方面的专家，这一事实本身，就突出反映了孝文帝改制的成效以及北方文化总体水平的提升。

孝文帝改革祭天礼仪：

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亦颇不一样。如北魏前期有一种“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记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用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这些情况说明拓跋氏贵族一直保持着自己民族古老的原始崇拜。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下令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前数年，孝文帝已经开始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本身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了。

鲜卑拓跋氏贵族与汉族世家的联姻：

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不是一种个人的意愿，而往往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维系与巩固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它来攫取或拓展最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一点在孝文帝倡导的拓跋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的互通婚姻中有很切实的反映。为了巩固两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联盟，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联姻，他自己将中原世家大族之女纳入后宫，据《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充后宫，陇西李冲……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与此同时，孝文帝还替他的五个弟弟聘娶中原汉世家大族之女为妻，这些世家大族之女，不是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就是出自陇西李氏。
婚姻是双向的，孝文帝在倡导拓跋贵族娶汉族世家大族之女的同时，又鼓励北魏公主下嫁汉族地主，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胡汉通婚的做法，大大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速度，争取到了一大批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