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代以前的市：
(1)在城中特定位置、市和坊严格分开
(2)受官府严格控制
(3)有时间控制
2、宋代的市：
(1)打破市和坊的限制
(2)不再受官府直接监管
(3)打破时间的限制（夜市、早市）

古代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

1、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
2、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增多，规模扩大。
3、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4、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

城市的繁荣：

1、周秦迄唐代：
（1）商业交易受官府的严格限制；
（2）坊市分开；
（3）城市职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2、宋：
（1）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控制；
（2）坊市界限不复存在，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3）城市职能：经济功能大大加强 。
3、明清：
（1）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
（2）手工业技术发达。

城市的发展：

古代的大都市：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
繁荣的南方大都会：扬州、成都等.

政治中心城市商业活动限制的逐步松弛：

城市是社会的中心，商业繁荣总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代城市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1、西周至唐朝，县治以上的城市设“市”。
自周秦迄唐代，凡县治以上的城市，都有官设的市作为交易场所，设市令或市长管理。市处于城中的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官府直接管理市场交易，商业交易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县城以下，一般禁止设市，否则视为非法的私市。
这时期，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商业贸易和市场的规模不大。
唐代长安城承袭西周以来的城市布局并加以完善，实行整齐划一的坊市制。
西周官府对市场交易直接管理，与这一时期实行的“工商食官”政策密切相关。商人都是官府（贵族）的奴仆，为官府服务，商业活动自然也由官府统一管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许多自由商人。但历代统治者出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需要，继续推行对商品交易场所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
2、宋代开始，打破坊市界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宋代，市墙、坊墙均被拆毁，坊市界限不复存在。市分散在城中，面街设市，形成街市。
宋代，原先禁止设市的城郭乡村，也被允许置市贸易了。市的启闭也不再由官方统一规定时间，出现了夜市、晓市、鱼市等。
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视，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经济城市的兴起：

1、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途城镇的兴起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从长安向西，敦煌、楼兰、龟兹、于阗、莎车、疏勒等，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起来。
2、唐宋时期的港口城市
唐宋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发展兴盛，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兴盛。除早已发展起来的广州之外，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登州（今蓬莱）等都繁盛一时。
各港口城市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各国的“蕃客”云集，船舶数不胜数，货物堆积如山。
唐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经常被阻断，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转到海上，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港口城市迅速繁荣起来。
3、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城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这些市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有的多达数万人。
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城镇的兴起，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是我国古代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

自然经济：

与商品经济相对应，不是为了交换,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可简称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它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

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1、原因：
（1）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2）太平天国运动影响；
（3）新思潮的萌发。
2、表现：
（1）洋沙输入，“纺”与“织”分离
（2）洋布输入，“织”与“耕”分离
（3）破产的手工业者成为棉布的消费者
（4）未破产的手工业者生产性质发生变化
3、 影响：
（1）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2）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3）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推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因素：

1.西方列强的侵略

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掠夺农产品，对自然经济进行猛烈的冲击。这是中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原因。

2.近代企业的发展

本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3.城乡联系的加强

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快，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的联系加强，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4.个体生产的局限性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分上和协作不发达，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这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内部根源。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原因：
a、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
b、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
c、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诱导。
d、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办厂自
(2)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兴起。
(3) 投资者：
官僚、地主、商人
(4)代表性企业：
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
(5)影响：
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发昌机器厂：

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创建。它是中国最早的私营机器制造厂。初为锻铁作坊，后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至同治十二年已成为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制造小火轮、车床等。八十年代称“发昌机器船厂”，俗称“发昌机器厂”，以制造小火轮为主，为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中最大的厂家。后因受外商排挤，日趋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英商耶松船厂吞并。

陈启沅与继昌隆缫丝厂：

陈启沅是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华侨民族资本家。他大约生于1825年，死于1905年。早年，陈启沅在南洋经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872年，陈启沅从安南（今越南）回到广东，他的家乡盛产原料茧，当地农民有缫丝传统，因而人员可大量招募。于是，他仿效在安南的法国式缫丝机器，亲手设计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全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缫丝车和丝釜都由当地制造，其中丝车改为木制，丝釜改用陶制，仿制了“法国式（共拈式）”的缫丝机，于1874年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堡创办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缫丝厂“继昌隆”。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缫丝，俗称“丝偈”，该厂雇佣工人六七百，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1881年（光绪七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他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和隆丝厂。三年后，得清政府许可。又迁回简村继续经营。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影响：

（1）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逐步壮大，这就为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2）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逐步壮大，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代表——维新派站在救亡图存的前列，登上历史舞台。
（3）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种要求首先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要打破封建束缚，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

（1）1927～1936年民族工业较快发展。
①获得较快发展的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实现全国的基本统一。虽不同性质的战争接连不断，相对而言仍属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对民族工业的破坏不很严重。
②概况：
1936年民族资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超过了官僚资本，而且超过了外国资本。
1935～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列强的经济侵略，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2）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经济日益萎缩。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遭受空前残酷的打击。抗战爆发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毁灭，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他们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厂矿，或被日军所毁，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管理”、“租赁”等形式吞并。仅1937年8月～1938年3月，在上海被日军摧毁的工厂就超过两千家，损失超过八亿元。 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出于抗战需要，实行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加强工业垄断和商业专卖，造成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族资本的萎缩。重庆仅1943年停产的工厂就近三分之一，炼铁厂停产超过四分之三。
民族工业萎缩的原因：
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破坏和野蛮的经济掠夺。
②官僚资本的压榨。
（3）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①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侵略的加剧。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的在华政治、经济特权，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排挤国货。有人称这一条约是“新二十一条”。
第二，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
第三，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
②表现：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民族工业纷纷倒闭。

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