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政治协商制度（政协制度）：

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这是中国人民根据革命历史和现实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

1．我国的多党合作事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合作。
2．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因为我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
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与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地位，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比较：

1．联系：
两者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2．不同之处：
（1）性质不同：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是我国的国家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我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
（2）职能不同：
人民政协的职能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物，而人民政协则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协商。
（3）监督权不同：
人大监督是运用国家权力实行的监督，是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政协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民主监督。
（4）产生与组成方式不同：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
政协委员由各方协商产生。

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①形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②职能的转变及定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③新发展：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标志着这一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是政治合作。
政治合作就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政治原则，在重大问题上还要有共同的政治主张。没有这个政治基础，多党合作便无从谈起。
当前，这个政治基础包括我国的宪法、中共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纲领、原则和主张，往往是由中共首先提出并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等正确意见、达成协议的方式形成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只能是一个，否则不能运作。到付诸实施时，组织指挥者只能是一个，否则也不能运作。好比交响乐团，在作曲时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各民主党派都应积极参与，这在中国叫做政治协商（当然政治协商并不限于决策之前），最后公认由共产党博采众议来定谱。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决策者。多党合作这交响乐团里有许多诸如小提琴手、钢琴师等的演奏家，他们各有专长，甚至独具风格，但如果各行其是，乐团就无法奏出和谐、动听的交响乐章。关键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演奏多党合作这个“交响曲”的指挥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只有它才能担当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历史使命。这个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中共自封的，而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人民经过半个世纪以上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实践、经过欢乐和痛苦的反复比较做出的政治抉择。
在多党合作中，一党领导是前提，但多党合作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民主党派成员虽然只有几十万，但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样，是一根根头发，联系着一把把头发。共产党领导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善于从群众中吸取一切有益的养料，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形成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智慧和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党合作就是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多党合作，共产党能够了解到不易得到的信息和呼声，听到不易听到的批评和建议，从而使共产党的决策更能与群众的脉搏合拍，改进工作，减少失误，更易于为各方面群众所接受，贯彻执行起来阻力小而助力多。这对于共产党领导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同就把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当作头等大事。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经全国人民普选产生，由各党派和杜会各阶层的人士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新中国的各项政治建设的基础，规范了政府与人民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昭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

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根本特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政治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讲，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又称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有制度化、法制化的保障。因此，依法治国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代议制的异同：

1．相同点：
（1）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都是一种代议制。
（2）都是定期选举产生议员的间接民主形式，即代议民主。
2．不同点：
（1）阶级本质（国体）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应并服务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相适应，并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
（2）经济基础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西方代议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工具。
（3）行使权力的主体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西方国家的议会权力的主体是议员，议员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4）权限和活动原则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活动原则统一行使一切国家权力。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一般以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相互制约，彼此平衡。
（5）代议机关与政党的关系不同：
西方国家议会里通常是多党共存，通过议会党团及其领袖在议会内活动，党与党之间有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紧密结合。在两党制国家，两大政党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在多党制国家，议会中多党林立，政党间的合作与斗争、联合与分裂不断。
中国全国人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都有全国人大代表，但这些代表并不是由党派产生的，在全国人大的活动也不是按党派来展开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

（1）依据：《共同纲领 》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产生。
（2）标志：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体现了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原则。
（3）内容：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地位：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82年宪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此后为刘少奇案平反。1982年，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现行宪法。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使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法律制度走向健全：

 （1）措施：
①提出法制建设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②平反冤假错案：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各种冤假错案。
③198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成就：
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制度化、法律化，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法律制度走向健全：

民主制度的重建与完善：

1、内容：
 （1）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①重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②1982年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2）重视民族工作：1984年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3）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
2、意义：
①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
②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③经济领域，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④加强对政府、法院、检察院执法情况的检察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