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
《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
《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

1、汉武帝的尊儒措施： 
①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②兴办太学，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
①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统一。
②教育逐渐为儒学所垄断，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③太学兴盛，打破了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儒家地位大大提高。
④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开始处于独尊地位。
⑤儒学地位上升，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光大了儒学的精神。   
3、缺陷：
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抑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探索的精神，有消极之处。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有其历史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及其思想自身的诸多原因。
1、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受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历程，随着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它具备了成为正统思想的历史可能性。
2、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国力日盛，“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也潜伏着危机。而新儒学恰恰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汉武帝遂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了三项重要政策。
其一，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儒学因此大兴。
其二，将儒家经典确立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且兴办太学，自此，儒家垄断了教育，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其三，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使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也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
可以说，汉武帝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唐甄政治思想：

1、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①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②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
2、尽性事功的心性学说 ：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评价唐甄：

1、积极作用：
①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
②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
③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指出，国防靠民来巩固，府库靠民来充实，朝廷靠民来尊崇，官员靠民来养活。君主只有爱护人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无道于民，纵然“九州为宅，九州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④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天下难治，人们以为是民难治，实则不然，“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认为大多数官吏“为盗臣，为民贼”。
⑤他还提出了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政策，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强调“刑先于贵”；呼吁政府帮助农民种值农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
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
⑥唐甄还提倡为民的功利主义，反对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唐甄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唐甄：

唐甄（1630～1704)，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唐甄塑像亭。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顺治十四年(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的智者运动。智者从对物质世界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关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宇宙的探索转向了人类社会。所谓的智者学派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学说，只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
1、代表人物：
普罗泰格拉
2、思想主张：
①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
②反对迷信，强调自由，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为的产物；
③在社会道德方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强求一律。
3、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是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第一层：万物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全在于人的感觉。
第二层：人才是社会舞台的主角。在社会生活中，人为自己立法，判断规则，确立制度。唯有人才有资格对这些人定的法则进行评估、修改和裁断。
这句话的核心是万物存在与否在于人的感觉，人是世界和社会的中心。从积极意义来看，它肯定了人的价值，树立了人的权威，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自身所属社会的审判者，人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利重新规范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普罗泰格拉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但是，它在将人置于世界的社会中心的同时，却忽视人的包括节制性在内的道德理性，否定了制度、法律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在当时来看，就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今天来看，更要引起警觉：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人不能过于自以为是。
4、影响：
①人文主义的最初体现；
②思想启蒙作用；
③文化的发展。
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们以人的眼光去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并从这样的新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中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智者的启蒙作用在于对自然、社会、国家、政治、法律、道德、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明显合理化了。

智者学派：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繁荣的时代。奴隶主民主制虽然有很多局限，但它和僭主政治与贵族奴隶主专制比较，毕竟要优越一些，它吸引了更多的公民（奴隶主）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在奴隶主民主制下，例如在雅典，当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是每月举行两至四次的公民大会，凡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应参加大会，大会负责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情，选举或罢免政府官吏。除此以外，雅典还有由六千人组成的“陪审法庭”，处理公民的诉讼案件。在公民会议和陪审法庭上，人们常常要发表意见，要和自己的对手辩论，雅典法庭并规定每个公民须替自己辩护，不许旁人代辩。由于社会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教授智慧的教师”、即“智者”。他们向人传授说话的艺术——修辞学，争辩的艺术——雄辩术，据理论证的艺术——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是就它的古代意义说的，是从对立意见中发现真理的方法）。
智者们是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职业教育家和哲学家，他们周游希腊各城邦，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同时接受他们的报酬。他们不像伊奥尼亚哲学家和德谟克里特那样重视自然界，重视万物从何开始的问题，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注意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是和他们本身出现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严格地说，智者派并不是一个以一定的学说为基础的统一的哲学学派，他们只不过是应同样的社会要求产生出来做着类似活动的一批人而已。因为他们自命为能够使人智慧的智慧教师，因此获得了“智者”的名称。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某些智者不顾事实地玩弄概念，把哲学蜕化为概念游戏、颠倒是非的“方术”，于是，“智者”这个词又获得了一种贬义，即“诡辩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把智者派称为诡辩派。
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和安提丰等。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前408）原来是一个木材搬运工。有一次，德谟克利特遇见他，交谈之后，对他的智力感到惊讶。由于德谟克利特的鼓励和帮助，他开始学习哲学。他是第一个收费的教师。学生入学时，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待学成并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再付另一半学费。有一次，他向一个叫优安塞隆的学生收另一半学费，这个学生说：“我还没有打赢一场官司。”普罗泰戈拉马上说：“不行，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必须付给我钱，因为我赢了；你赢了，你也必须付给我钱，因为你赢了。”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论神》开头第一句是：“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等。”他的这些话触怒了雅典人。他的著作从抄录收藏的人那里收集起来，在广场上当众烧毁。他自己也被驱逐出城邦。他在去西西里时，由于乘船沉没而身亡。
普罗泰戈拉留传下来的最主要的哲学名言就是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他这里说的人就是指人的感觉。事物是什么，要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它呈现在你的感官面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呈现在我的感官面前的样子。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它就是冷的；我觉得热，它就是热的。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普罗泰戈拉的这句哲学名言在当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在当时的希腊，传统观念是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好还是坏都是由神决定的。普罗泰戈拉在怀疑神的存在以后，让人取代神的地位，这在希腊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性质并不以人是否感觉它们和感觉它们怎样而发生什么变化。他把事物的性质，如冷热，看成是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事物性质的客观性，这就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