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土地制度的不同：

（1）背景：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显著提高，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孝文帝改革：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百姓流亡，存在大量荒地，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学会汉族的农耕生活。
（2）内容：
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
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规定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
（3）实质：
商鞅变法：实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
孝文帝改革：实质是推行土地国有制。

北魏孝文帝改革：

一、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创建新制，主要措施有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
第二阶段改革重点是汉化政策，主要措施是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
二、主要内容：
即制度的创新、迁都和移风易俗。
俸禄制使北魏吏治好转，为各项制度建立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租调赋税制度一起构成了北魏政权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保证了俸禄制的继续推行，同时也为三长制的实行提供了客观要求，而三长制的实行又保证了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总之，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假“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的策略性，利用迁都避开了保守势力雄厚的旧都平城，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同时，加强了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系，为巩固改革成果和进一步推行深层次改革奠定了基础。他还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切体现了一代帝王的远大抱负和雄才大略，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改革家。
三、成功：
1、成功的原因：
①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
②符合民族融合趋势和各族人民的愿望；
③符合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
④孝文帝的胆略和卓越见识，冲破阻力，毅然改革。
2、认识：
①先进必然战胜落后；
②改革必须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民意；
③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
④民族融合与孝文帝改革互为因果关系的。
3、评价：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为国家结束分裂、走向统一和封建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孝文帝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王安石变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2、性质：
王安石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改革。
3、历史地位：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注定改革必然失败。
4、积极作用：
（1）在经济方面，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在军队方面，节省了军费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有效的解决了冗兵的问题。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的国力由弱转强，一度扭转了统治危机，积贫积弱局面有所改变，短期内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变法没有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1、原因：
（1）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挠和破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变法后期的动摇。
（3）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新法。
（4）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2、启示：
（1）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2）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而会有阻力，甚至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因此，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行动要坚决彻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与变法失败的关系：

在学问、道德与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这一点上，连他的政治夙敌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但他的变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一批有才无德的“小人”成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导致变法在执行时走样，不得人心。
被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是一个极有政治天赋的人物，王安石曾对他称赞不已。熙宁初年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曾对宋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从新法的实行过程来看，安石此话不假，如果没有吕惠卿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不会那么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吕惠卿的弱点同样非常突出，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狭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这种自私的秉性暴露无遗，具体表现在：第一，为达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说王安石的坏话，损坏王安石的名声；第二，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对此，沈括、韩绛等人很有意见；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亲朋好友，如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妻弟方希觉等人，在吕惠卿政务期间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
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邓绾，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为人。但就是这种人，却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邓绾依靠高超的献媚术，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龙图阁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弹劾权，确实为王安石帮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见风使舵，谁有用就歌颂谁，谁无用就贬损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见吕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吕惠卿的后面说王安石的坏话，俨然成为吕惠卿的忠实信徒。王安石复职后，邓绾又极力掩盖自己的行为，故意拉开与吕惠卿的距离，甚至又说起吕惠卿的坏话，“奋力”揭发吕惠卿私置田产等不法行为。邓绾的露骨做法不仅使宋神宗很生气，连王安石也觉得此人太没有原则性。宋神宗厌恶其为人，亲自下令罢免了邓绾的官职。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辞职，结束了他的变法生涯。
在识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当的书呆子气，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认为他周围的人也是君子，他的这一缺点对变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变法期间，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锐官员都被人们视为“小人”。在王安石罢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居江宁养老时，才逐渐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