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

洋务运动：

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洋务派和顽固派:

两派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应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长技”来“自强”；顽固派则坚持认为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违背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
两派的共同点：由于他们都属于封建统治集团，所以都主张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和“纲常名教”，都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维新派与洋务派：

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洋务派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两派主张不同的根源在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洋务派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目的不同，洋务派是巩固清朝的腐朽统治，维新派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性质不同，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内在联系：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新思想的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一部分人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形成早期维新派。

洋务派与顽固派：

1、清朝统治集团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内忧外患，清朝统治集团不能不调整统治政策。但在对待“外国事务”态度上，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 　　
2、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主张的相同点。
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握有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为代表。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办洋务最多、时间最长，是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两派都主张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3、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外国事务”态度上的不同。
洋务派主张面对现实，委曲求全，师夷长技徐图自强。
顽固派因循守旧，坚持祖宗成法，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仇视一切改革。 　　
4、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维护清朝的统治，必须依靠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地主阶级洋务派：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1、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
2、原因：一方面：贞观时期，国力增强，文化先进，对外交往具有强大实力另一面：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积极友好态度，对中外文化采取开放政策。
a、重视友好来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专设鸿胪寺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机构。）
b、鼓励外国人来华；（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
c、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对外来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经，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又如对外来精华，选择性地吸收）
3、影响：
a、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进文化向外传播，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c、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进步，也间接影响欧洲文化的发展；
d、推动日本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之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翻译人员，为往来沟通提供便利。此外还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顺畅。唐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往来络绎，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唐朝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国商人的足迹。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欧洲、中亚各国人、四夷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往来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汲取中华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此内容建议教师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为典型例证，说明唐文化的辐射作用。
中国各方志士也相继出访周边国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是太宗时期最可大书的典型例证。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游历各地，遍访名师之后，玄奘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启程，历时18年，行程5万里，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时，带回各种佛经657部。唐太宗于洛阳召见玄奘，并敦促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次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动植物情况，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唐太宗还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翻译的讹误，佛学由此大为兴盛。
唐太宗对外来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使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成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