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原因：

1、政治方面：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2、经济方面：江南地位日益重要，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及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掠夺；
3、个人原因：对江南繁华地区的巡游；
4、地理方面：我国河流主要自西向东，南北交通不便，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中心在北方，开运河势在必行。

 隋大运河的开凿影响：

1、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A、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B、运河各水路交汇处商业日益繁荣，成为繁盛的都会，也是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
C、运河对后世乃至今天都发挥着重大作用。
2、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隋朝大运河：

郑国渠：

是公元前246年，秦王政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开凿。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达18万公顷，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秦王政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开凿。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达18万公顷，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秦王政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开凿。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达18万公顷，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

白渠：

中国陕西关中地区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白渠开凿于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于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故而得名白渠，也常与原有的郑国渠合称郑白渠。

龙首渠：

龙首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是一引洛渠道，在开发洛河水利的历史上是首创工程，它是今洛惠渠的前身。建于西汉武帝年间。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

高转筒车：

是筒车的一种。所谓高转筒车是指其提水高度较一般筒车加大，必须藉助湍急的河水冲动。这种筒车的适用范围是水很低而岸很高，应用其它筒车不可能将水提升到这么高，而应用高转筒车时，水的提升高度可以很高。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外形如龙骨车，其运水部件如井车，其上、下都有木架，各装一个木轮，轮径约四尺（明代一尺约合0.32公尺）轮缘旁边高、中间低，当中做出凹槽，更显凹凸不平，以加大轮缘与竹筒的摩擦力。

关中井渠法：

井渠法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一项独特的创举。它既能解决在地表无法开渠的问题，又能减少明渠水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和渗漏。井渠法很快就推广到甘肃、新疆一带水分容易蒸发的干早地区。至今仍在新疆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坎儿井，就是在井渠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改进而成的。

农业灌溉的历史发展：

水利灌溉：

宋元时南方农业的发展：

1、工具的革新：开始使用不同土壤的圆头、尖头和犁铧。为了解决耕牛的问题，有些地区使用了人力操作的踏犁。
2、农业作物的种植：北方的粟、麦在江南大量种植。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传播到了江淮流域。
3、经济作物的种植：棉花、茶树的种植得到推广。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强。
4、产量的进一步增加。“苏湖熟，天下足”。太湖流域的苏州和湖州成为重要粮仓。

占城稻：

占城稻是出产于中南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宋朝时引入我国，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占城稻以其原产地，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为名。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原产越南中南部，北宋初年首先传入我国福建地区。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

经济重心的南移对农业的影响：

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粟稻为主，所谓“北粟南稻”，由于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粟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格局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开始被打破。稻逐渐取代粟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麦紧跟而上，与粟处于同等的地位。形成了稻粟麦三分天下的局面。
到了宋元时期，稻麦的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唐宋以后，南方地区各种土地的利用形式不断出现，加上大量的旱地改为水田，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同时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也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使得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在水稻向北方扩展的同时，麦类作物也在早有麦作种植的南方地区，由于有各级政府的鼓励而得以发展。
宋代，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他们把原有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了南方，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以及佃户种麦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因而促进小麦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南宋绍兴（1131-1162）初，出现了“竟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稻麦二熟制。在稻麦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的同时，芝麻、油菜等也开始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

经济重心：

是指经济、技术最发达，对国家提供主要财政支持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衡量一个地区是不是经济重心，最重要的是看该地区粮食产量和人力资源是不是在全国名列前茅，其次是看该地区手工业和商业是否发达。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1.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2.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
3.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

1、秦汉时期，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
2、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在关中和中原地区、淮河流域，但南方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长江流域的经济重要性与之接近，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基础。
3、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⑶南宋时期，江南经济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完成南移。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不仅是农业经济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在这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1、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2、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发展潜力巨大；
3|、政府政策鼓励，重视水利兴修；
4、南方自然条件好，蕴涵着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
5、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宋等朝代)。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启示：

1、社会稳定与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往往是伴随北方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而南方相对稳定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2、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北民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经验带到南方，客观上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3、执政者的重视和正确的决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历史上，无论是东晋南朝时期，还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统治者一方面大规模兴修水利，另一方面都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政策。使广大农民赋轻役稀，极大提高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4、经济重心南移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是否稳定、统治者是否重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方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中原人口大量外迁：

统治阶级内乱和少数民族的攻伐导致了北方频遭战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战争导致中原人口三次南迁。两晋之际，由于内乱和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人口向南迁徙，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这是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一次高潮。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人口发生第二次南迁高潮，两宋之际，金灭北宋的靖康之变是第三次南迁高潮。

古人曾把人民流亡的原因：

总结为五逃：“一曰天（天灾），二曰官（政府的徭役），三曰军（供给军队物资），四曰钱（高利贷），五曰愚（经营不善）。”

三次南迁高潮：

（1）第一次高潮：
时间：两晋时期
原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
影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人口纷纷向南方迁徙。
（2）第二次高潮：
 时间：唐朝中期
原因：安史之乱
影响：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北方人口再度南迁，南方经济实力大为提高。
（3）第三次高潮：
两宋之际：靖康之乱

人口南迁的影响：

（1）为江南开发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江南经济实力大为提高。
（2）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改变了南方落后的面貌。
（3）带来了新的风俗习惯。
（4）促进了江南的民族融合。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
（1）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在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是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中国贫穷落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
（2）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
（3）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2、表现：出现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
3、困难：举步维艰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从军事工业起家（而不是从民用工业起家），直到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才成为中国近代化主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等不足，导致竞争性不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家又多是官僚地主、贵族商人转化而来，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轻工业部门艰难成长，重工业几乎为零。而且，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分布不平衡。这种畸形的民族工业，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正常发展道路。
4、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状况：

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戊戌变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逐渐形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甲午战争前，洋务官僚腐败，已有一些洋务企业转为商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阻挠和限制。一些爱国的地主、官绅、富商、士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创办实业，振兴经济，抵制洋商，以拯救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厂矿企业共六十二家，总投资额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不仅原先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和东南地区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的工厂企业有所发展，就是像内地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近代工业和机器采煤业。尽管这六十多家新兴工矿企业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轻工业，最大的投资额也只有八十多万元。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无论就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资本雄厚的企业大体上都是官僚、地主、有功名的士人以及买办创办的。这些人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具有较多联系，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那些占资金总额不到百分之八的小企业，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阶层差别，构成了他们对清末政局持改良或革命的不同态度的社会基础。尽管1894～1895年间，既发生了改良派领导的上书请愿，也出现了革命派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就全国范围说，改良主义思潮还占据主导地位。
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是出身洋务官僚和跟洋务派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他们并没有最终摆脱洋务思想的束缚，但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真正富强的目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有的人宣扬君民共主，推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人向清廷上书，请开议院。有的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立股份公司，跟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商战。他们的这些政治思想，直接间接给予关心国事的康有为等改良派以影响。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进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渊源的。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才出现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维新派，也才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发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