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

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主要原因：左倾错误的领导。
时间：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会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意义：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成伟大的长征精神；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

时间：1935年1月
内容：
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意义：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共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存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形成于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时间：1933年秋  
2、地点：中央根据地
3、过程：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附近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博古、李德等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等人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4、失利原因：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博古掌权。他偏听偏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敌人死打硬拼。
5、结果：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的背景：

1、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境地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并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强烈要求改变党的领导的愿望所致。
2、转兵贵州是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避免了红军覆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条件；遵义会议的内容，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明确：军事上是辨明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组织上是改组党中央领导，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的问题。

遵义会议意义：

1、遵义会议由于受形势的制约，它只是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而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党内的“左”倾思想。
2、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对思想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就是从思想上路线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中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就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3、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从数字看长征：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长征共历时两年。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
长征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场内部政变行动。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使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西安事变发生原因：

1、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2、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军事原因。
3、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思想保证。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的反响：

1、国际上：
日本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2、国内：
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事变会引发更大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亲英美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施的重大胜利。它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表明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原因：

1、中共的调停起了关键作用。
中共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为此，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放后，中共又做了大量工作，督促蒋遵守诺言。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张、杨在事变中起了主体作用。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在事变中，张学良严令不准伤害蒋介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事变发生后，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还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张学良说服杨虎城立即放蒋，并送蒋回南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3、国民党内爱国力量要求团结抗日。
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北平的宋哲元，广西的李济深等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都发表通电，要求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

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原因：

1、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　　
2、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分离主义政策，认为有筹组西北大联合的必要。　　
3、反对内战。张学良在旅欧期间，会见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4、剿共的失败。陕北剿共丧失110师、109师及其师长。　　
5、不满国民党中央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　　
6、中共重视宣传。中共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反应：

1、亲日派搅局：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2、亲英美派营救：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3、阎锡山态度：
阎锡山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西安事变共产国际态度：

1、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

西安事变日本态度：

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全民族抗战背景：

进行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军事侵略活动，抢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典型事件有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七三一部队用中国活人作实验。

中共抗战：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领导下，国共两党相互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百团大战，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军队不仅在国内抗击日军，还派出远征军赴缅作战击败侵缅日军。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反蒋：
1、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推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2、造成了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却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气焰的内外局势。
逼蒋抗日
1、在中共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东北杭日义勇军坚持抗成，激发了民族爱国精神。
3、“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杭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4、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联蒋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8月）：

1、阶段性特征：
中华民族与日本的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以合作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其抗日战争有以下特点：
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全国各个阶层,各民族的一场民族抗争；
②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双重性；
③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并存；
④中共在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
⑤最终以弱胜强,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完全胜利；
⑥抗战具有持久性,是所有反法西斯战场中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战场。

2、三条线索：
(1)一对主要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2)两条抗战路线和两个战场：
国民党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分别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路线、两个政党、两个政权、两支军队的抗战局面。)
(3)三个发展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①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防御阶段。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开始。这一时期，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出现两个战场抗战的局面，这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特点之一。
②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初是相持阶段。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发生动摇，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对抗战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③1945年8月至9月是反攻阶段。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动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中国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