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

是指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委派大学士桂良和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代表谈判并在天津签订的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约，包括《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内容：

①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淡水、汉口、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
③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日岸自由航行
④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
⑤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自银，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危害及影响：

①列强逐渐影响和操纵清政府的内政外交
②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内地
③列强取得了中国内河航运权，便于外国商品向中国内地倾销
④成为外国人到中国各地进行种种不法活动的护身符
⑤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签订各国内容及影响：

1、《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定 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13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签订。共十二款。
主要内容：
（1）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口岸通商，若他国再有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
（2）俄国得在中国各通 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
（3）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4）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实际上是 要借此侵占中国领土）；
（5）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
《中俄天津条约》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该约，沙俄取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力图取得的沿海通商权利，并凭借最惠国待遇条款，一举取得了英、法、美等国日后在中国可能获得的侵略权益。同时，该约为俄国以勘界为名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2、《中美天津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原称《中美和好条约》于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在直隶北塘交换批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 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1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天津签订。共三十款。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倘准 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
（2）增开潮州、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潮州口岸设在汕头）；
（3）耶稣教教士得自由 传教；
（4）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美国得“一体均沾”；
（5）确定领事裁判权。
《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破坏。在该条约的签订过程中，美国利用英、法武装侵略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不费一兵一卒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侵略要求。通过这个条约，美国获得了远比《望厦条约》更广泛的侵略权益，同时以周详严密的片面最惠国条款，坐享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攫取的一切特权。《中美天津条约》既是美国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践踏的历史罪证，也是美国推行合作侵华政策的典型产物。

3、《中英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共五十六款，附有专条。
主要内容：
（1）英国公使得住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
（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
（3）英国人得住内地游历、通商；
（4）英国商船 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
（5）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
（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四百万两；
（7）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 国待遇。

4、《和约章程》
《中法天津条约》原称《和约章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27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共四十二款。另订《和约章程补遗》六款。
主要内容：
（1）法国公使得住北京；
（2）增开琼州、潮州、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登州口岸设 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并在各口设领事官；
（3）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往内地游历；
（4）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 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法国都可“均沾”；
（5）法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
（6）中国给法国赔款银二百万两。

5、《中英通商章程》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又称《中英通商章程》。《中英天津条约》 的补充条款。1858年（咸丰八年）11月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共十款，附有《海关税则》 。
主要内容：
（1）海关聘用英人；
（2）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
（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
（4）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从此，鸦片公开输入，外货充斥中国市场。

《天津条约》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公使驻北京，开岸十个整。舰船长江岸，外人内地行。赔款给英法，我民负担重。”
方法2：用数字排比法记为“一开二赔三外”，
解释：“一开”——增开牛庄(后改营口)、淡水、汉口、南京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军费、商损两种赔款，即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三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船(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

《辛丑条约》：

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因条约签订日为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9.8亿两白银，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起因：

当时清朝政府内部有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义和团已经被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全自己。

《辛丑条约》内容和危害：

《辛丑条约》历史影响：

1、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这笔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2、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3、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4、该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甘当“洋人的朝廷”，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