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
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
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
（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
（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
（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
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
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
“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
“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
“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70年代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原因：

1、从美国方面看：
①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②长期实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
③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
④经济上受到日本、西欧的挑战；
⑤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2、从中国方面看：
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
②有利于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
③有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解决中美之间的长期争端。

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及条件：

1、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美国谋求同中国缓和关系的活动，却避开了日本政府，这种“越顶外交”的做法，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
2、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两国民间交流日益加强，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建交的呼声高涨。
3、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
4、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美关系改善的经过：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影响：

1、促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
2、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美国孤立遏制中国而形成的外交僵局终于被打破，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3、促进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

1、原因：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避开了日本政府，对日本来说这是“越顶外交”，震撼了日本，这使日本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明智地采取了推进中日有利正常化的方针。
2、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
对过去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3、中日建交意义：
通过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可以总结归纳出各国同中国建交最重要的条件，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美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于上海发表的政府公报。公报阐明了中美双方各自的立场。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公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方面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的贸易提供便利。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前景。  

尼克松：

尼克松(1913—1994)，美国第37届总统，共和党人。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1937～1942年当律师，1942～1946年在美国海军部队服役。1946年当选众议员，1950年当选参议员，1952年起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伙同艾森豪威尔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1968年下半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积极参与并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于1972年2月访华，发表了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的发表，使中国和日本国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得以结束。两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背景：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辛亥革命的影响：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2）启蒙思想的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民智；
（3）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
（4）复古尊孔的逆流：窃取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梦想恢复帝制，他废除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2、兴起的标志：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3、主要阵地：
《新青年》、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4、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
5、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赛先生：是指英文science，意为科学，即“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实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德先生：是指英文democracy，意为民主。就是每个人“各有自主之权”，“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6、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四提倡四反对”，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李大钊极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与科学并重。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主要是指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新道德指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由于旧道德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因此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
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鲁迅
①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②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掀起文化革命改革大旗。 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③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把反封建内容与白话文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学的典范。
7、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8、评价：
积极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5）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局限性：
①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②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片面化、绝对化。

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1、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已从器物、制度层次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
2、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科学思想得到弘扬，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3、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
4、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所指：“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可见反对旧道德在本质上是撤除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保护伞。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只有新文学才能更自由地表达新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用民主与科学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新道德是为民主与科学服务的，由于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儒学旧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摧毁专制制度的根基，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让新道德成为广大民众自觉的日常行为规范。新文学和白话文，是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的载体。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主体，而新文学和新道德则是达成反封建目标的必要保障。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
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作用是伟大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次，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基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背景：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然而，当时的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这引起全国上下的不满。
2、目的：
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3、性质：
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4、结果：
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
5、意义：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