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本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比较：

1、相同点：
①思想来源：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在儒学基础上吸纳融合佛学、道教而发展起来的。
②思想主张：都强调意识（理或心）第一，物质第二，都属于唯心主义；都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③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④根本目的：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个人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⑤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广义的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
⑥影响：促进了思辨哲学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严格的道德品性起了积极作用。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压制人的自然欲望，有消极作用。
2、不同点：
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②认识论：程朱理学主张只有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或者咬文嚼字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③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格物，接触事物；致知，获得知识），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良知容易被私欲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去掉人欲，以恢复良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最大的差异在于求“理”的方法不同。）
④为学程序：理学主张首先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程朱理学重经验，近于归纳法。心学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近于演绎法。朱熹认为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认为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
⑤作用和影响：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心学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程朱理学是南宋及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海内外；陆王心学影响不及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

1、概念： 
北宋时期：“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 
2、主要思想：
①二程理学（北宋） 
A、“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先有理后有物。——核心思想 
B、“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     
C、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把握“理”。 
②朱子学——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    
A、天理与三纲五常的紧密联系“存天理，灭人欲” 
B“格物格致”深化：“物”的概念指天理、人伦、圣言和世故。“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支离） 
3、影响：
①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②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③学术思想流传海外，在朝鲜、日本甚至形成了“朱子学”学派。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所谓“格”，用二程的话来说，就是“格犹穷也”，即深刻探究、穷尽。“物”就是万物的本原，朱熹进一步将“物”确定为天理、人伦、圣言、世故。“致”就是求得、获取的意思，“理”就是事务的本质，他们眼里的“天理”。如何格物呢？就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花工夫，讲方法，深刻探究万事万物的本质，以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并且进而认识人伦世故、道德文章，以明道德之善。显然，“格物致知”包括认识的方法和认识的目的两层。就认识目的而言，程朱的“格物致知”是有局限的，我们还必须求科学之真。就认识的方法而言，对我们的启发还是颇多的：学习要脚踏实地，深入探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达融会贯通。

二程及其主要思想：

程颢（1032—1085），字伯淳，私谥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因居临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两人为亲兄弟，河南洛阳人。二程，以理学家周敦颐为师，在总结了先秦关于理和道的观念，以及宋初以来思想家关于理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来，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
二程哲学核心是“天理”或“理”。
他们认为“理”不仅总摄天地万物，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理”是万物本原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封建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也是天理的表现，不可违背。
在认识论上，二程的“格物致知”并不是指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内心恢复“天理”。
二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理学，并在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

朱熹（1130—1200），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翁，最后号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一生的主要活动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朱熹的著作堪称浩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思想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小学》《童蒙须知》《资治通鉴纲目》等，后人整理汇编有《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朱文公文集》（100卷）朱熹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大师李侗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构起了一套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伦理原则。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所建立的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从元代开始，朱子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它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