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三民主义内在的关系：

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第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展开表述；
第二，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核心，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民族主义是前提，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

三民主义的提出：

1、原因和条件：
（1）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
（2）各种救国方案屡屡失败，时代呼唤革命的理论。如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失败等。
（3）孙中山广泛地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并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
2、提出：
1905年，孙中山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将这个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
3、基本内容：
（1）民族主义是前提，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民族平等的进步思想，客观上体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但是忽略了革命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满洲贵族时，也忽视了另一股反对势力──汉族地主和官僚。后来帝国主义对革命阻挠破坏，封建官僚和立宪派对革命派实施进攻，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以“创立民国”为内涵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愿望，对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起了重要作用。但民权主义没有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斗争的对象，对汉族地主阶级存在一定的幻想。
（3）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他的“社会革命”纲领，也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它要实现的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没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革命斗争缺乏群众基础，反映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也表明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4）三民主义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
4、评价：
（1）进步性：
①它是孙中山受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启迪，涉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②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理论指导。
（2）局限性：
三民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

（1）上书改革：
1894年，孙中山在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下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纲领，但是遭到了李鸿章的冷遇。从此，孙中山放弃了改良思想和行医职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2）成立团体：
1894年兴中会檀香山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早方案。
（3）发动起义：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致，丧失了时机，再加上叛徒告密，起义未发动就被镇压。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程奎光病死狱中，孙中山、杨发、陈少白等均被悬赏通缉。孙中山流亡海外，后经日本去欧美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他“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形成了三民主义的雏形。
（4）组建政党：
1905年中国同盟会日本东京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党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关系：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
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
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共十三大：

1、背景：
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目的：
为保证党和国家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3、时间：
在1987年召开了十三大。
4、内容：
一九八七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认识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
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内涵：
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称为“南方谈话”。
谈话内容主要有6点：
①、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②、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③、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④、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⑤、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成熟并形成体系的标志：

1、含义：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各地巡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称为“南方谈话”。
2、内容：
“南方谈话”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其中，重要的理论包括：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3、重要意义：
（1）“南方谈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了正确导向，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2）“南方谈话”把邓小平理论提到了新高度，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成熟并形成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各地的巡视：

1992年，在国际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压力空前巨大。在国内，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仍然被束缚在姓“资”姓“社”的疑虑中。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和有关人员陪同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他又视察了首钢。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形势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的思想精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2）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加以集中提炼，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两条。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明确提出两个“不等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奠定了基础。
5）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
6）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切不可丧失机遇。
7）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共十五大——“邓小平理论”最终形成并写入党章 ：

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郑重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