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称为“南方谈话”。
谈话内容主要有6点：
①、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②、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③、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④、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⑤、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成熟并形成体系的标志：

1、含义：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各地巡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称为“南方谈话”。
2、内容：
“南方谈话”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其中，重要的理论包括：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3、重要意义：
（1）“南方谈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了正确导向，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2）“南方谈话”把邓小平理论提到了新高度，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成熟并形成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各地的巡视：

1992年，在国际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压力空前巨大。在国内，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仍然被束缚在姓“资”姓“社”的疑虑中。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和有关人员陪同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他又视察了首钢。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形势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的思想精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2）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加以集中提炼，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两条。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明确提出两个“不等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奠定了基础。
5）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
6）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切不可丧失机遇。
7）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

（1）“礼”：即周礼，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主张“克已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
（2）核心：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给“仁”下的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
（3）中庸：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在一起，主张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将各种思想、原则加以调和，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限制。

“礼”的思想：

“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礼”，即周礼，他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

“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他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

“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阐释是切中肯綮的。
“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要求在认识事物时，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如夫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适中合宜的地方”不一定是两极端之中点，一旦把它机械地固定在中点处，就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问题时，“中庸”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一致，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也即所谓“和而不同”。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对任何的事或人，好恶取舍，都没有固定的成见与办法，“无可无不可”，但必须服从道义的标准。而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可见，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的，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北宋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这句话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

宫廷教师：

公元前343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聘请亚里士多德作为他13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亚里士多德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亚历山大16岁，在那一年腓力二世宣布亚历山大成年，并在其缺位时摄政。从公元前334至324年这十年之间，亚历山大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波斯、萨马尔干、大夏和旁遮普，也改变了希腊的世界。亚历山大是一个热情冲动而又野心勃勃充满征服欲望的人，亚里士多德却是一个稳重、平和、严谨而又善于思考的人，究竟老师对学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接触似乎是毫无结果的，两个人仿佛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城邦时代，一个是帝国时代。但师生之间的感情还是一直存在的。

吕克昂学园：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建立了吕克昂学园（Lyceum“光明之神”）。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及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这里有当时最好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亚里士多德现存的全部著作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每天上午给高级班学生讲授科学技术，下午对一般听众发表常识性的讲演。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人们称亚里士多德为“散步的哲学家”；而以他为核心形成的学派，被称为“逍遥学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建立吕克昂学园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总计约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还命令部下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送到吕克昂学园。

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三种状态：过度、不及和中间。任何行为和感受都有一个中间性的问题，过度与不及产生误会，中间往往能够得到成功并受人赞赏。在他的许多著作里，如《诗学》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下面是他对美德和情感的论述：美德须求适中，情感须求适度。中国的中庸之道以孔子为最先代表。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的中庸之道，是要保持事物的质和常态不变，侧重于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观察和实践，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在于谈论天命和心情，根本目的还是要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及在“周礼”规范之内的社会制度。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中国几千年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其实质在于对矛盾论的认同感，即矛盾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就是用矛盾的基本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评价：

①早期欧洲文艺领域里所谓的“自然学派”、“心理学派”和“历史学派”，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其学派产生的祖先。因为他一方面总结了古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些规范性的理论，在西方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长久的深刻影响；
②他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地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系统的，他的讨论也是分门别类的，因此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③他的作品是批判的和发展的，正像他所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超越了前人的成就；
④他是一个职业教师，如果说柏拉图创造并奠定了西欧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亚里士多德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基础，从而使古希腊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⑤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其基本哲学观是徘徊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
⑥他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在其著作中时时体现出这一阶级的思想局限性。

北洋军阀含义：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廷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采用新的兵制，使用近代武器，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出任北洋大臣，所辖军队称北洋军。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合作倡导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打击了奉系势力。1928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联合再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战败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北洋军的一些余部被并入国民党军队。

二次革命含义：

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最早出现在北洋政府文献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的《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孙中山亲信控制的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爆发武装革命，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7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庆。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辑，相继逃亡日本。9月12日滇军入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

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

二次革命主要影响：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　　
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善后大借款被国民党称为丧权辱国，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英、日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　　
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