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1、宗主督护制——制度建设的弊端：
（1）性质：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
（2）目的：宗主督护农民纳税服役
（3）内容：宗主（即豪强地主）隐瞒控制人口，逃避赋税、徭役；农民名义上依照财富多寡承担数额不等的赋税负担，实际上地方官吏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农民负担沉重。
（4）影响：
①导致赋税制度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②引起两个矛盾的激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发；
A阶级矛盾：宗主之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是地主的私家人口，所受剥削和奴役极重。
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
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反而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发；
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B民族矛盾：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辅国元老崔浩被杀，除因撰修北魏史书直笔实录得罪当朝统治者外，深层原因还有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民族矛盾的恶化尖锐，严重威胁着北魏统治的稳固。
2、各地人民起义：陕西各地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445年陕西关中地区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各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盖吴曾领导了一次起义，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北魏关中统治摇摇欲坠。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几经周折才将起义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1、为孝文帝改革奠基础（改革的前提）：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拓跋珪和拓跋焘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汉族文化，按照汉族封建政权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2、孝文帝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北魏政权各种制度的欠缺，基层统治方式实行宗主督护制，赋税制度上“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尖锐；北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高压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北魏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人民起义。
3、孝文帝改革的有利条件：
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冯太后执掌朝廷实权；孝文帝受到了良好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对汉族文化的先进和鲜卑族的落后有深刻的认识。

宗主督护制：

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前期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形态。十六国大动乱时期，留在北方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通过作坞自保的方式而成为坞主或壁帅，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缮制甲兵，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首领，依附于其的农民多达数百家、数千家，这些地方被称作宗主，而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苞荫户。
北魏统一伊始，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无法解决，为了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便于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北魏前期统治者只得承认汉族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强长期以来拥有的控制宗族、乡里的权利，让他们继续统领依附人口，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担任宗主，督护百姓。鲜卑拓跋氏贵族不直接干预各地宗主对所领百姓的管理，宗主对鲜卑贵族以及朝廷负责，这就是“宗主督护制”。在这种制度下，宗主控制的苞荫户大多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些情况表明，“宗主督护制”对朝廷与广大民众均为不利，惟独对大地主有利，只能是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当国家统治关系逐渐理顺后，它是必然要为其他有效的管理制度所取代的。

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1、为孝文帝改革奠基础（改革的前提）：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拓跋珪和拓跋焘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汉族文化，按照汉族封建政权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2、孝文帝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北魏政权各种制度的欠缺，基层统治方式实行宗主督护制，赋税制度上“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尖锐；北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高压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北魏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人民起义。
3、孝文帝改革的有利条件：
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冯太后执掌朝廷实权；孝文帝受到了良好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对汉族文化的先进和鲜卑族的落后有深刻的认识。

冯太后临朝听政：

1、措施：
①颁行班禄制：让官员按官职大小领取俸禄，严惩贪官污吏；
②推行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进一步推进北魏的封建化；
③对孝文帝实施系统的汉化教育（冯太后的最大贡献）。
2、作用：
冯太后临朝听政，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并督促孝文帝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使孝文帝对汉族文化十分敬佩和仰慕，对后来的改革有着深刻的影响。

冯太后：

冯太后（442—490），北魏历史上著名女政治家，孝文帝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与主持者之一，由于她去世后为谥称曰：“文明太皇太后”，所以历史上又称她为“文明太后”。她的父家为汉族，史载其“性聪达”，早年以宫女身份“入宫掖”，在宫中“粗学书计”，后成为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孝文帝的祖母。
冯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诡云谲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冯太后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大臣的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在献文帝、孝文帝时期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成为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由于她的汉族血缘背景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她主政时已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孝文帝第一阶段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她的主持下展开的，“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的制定与颁行应属于冯太后的作为，换句话说，孝文帝改革的伟大历史功绩有一半应该归属这位了不起的巾帼人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467—499），后改汉姓，又名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皇兴三年（469），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471），拓跋弘自称太上皇，拓跋宏5岁即受父禅登基（471～499年在位），改年号为延兴。承明元年（476），太皇太后（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临朝当政，曾颁布班禄制、均田制等。太和十四年（490），冯太皇太后死，拓跋宏亲政。他继续整顿吏治，推行改革。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迁都洛阳，开始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加速吸收汉族先进文化。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他鲜卑诸姓也都改为汉姓；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还“分定姓族”，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又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订官制朝仪。以太子元恂为首的鲜卑族守旧贵族抗拒改革，遭到严厉制裁。太和二十三年（499），南齐攻打北魏，拓跋宏（元宏）率军打败齐军，返都途中病死，年仅33岁。拓跋宏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死后，谥孝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今河南临汝境内）。年号有：延兴、承明、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