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1、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
2、原因：一方面：贞观时期，国力增强，文化先进，对外交往具有强大实力另一面：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积极友好态度，对中外文化采取开放政策。
a、重视友好来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专设鸿胪寺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机构。）
b、鼓励外国人来华；（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
c、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对外来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经，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又如对外来精华，选择性地吸收）
3、影响：
a、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进文化向外传播，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c、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进步，也间接影响欧洲文化的发展；
d、推动日本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之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翻译人员，为往来沟通提供便利。此外还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顺畅。唐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往来络绎，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唐朝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国商人的足迹。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欧洲、中亚各国人、四夷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往来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汲取中华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此内容建议教师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为典型例证，说明唐文化的辐射作用。
中国各方志士也相继出访周边国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是太宗时期最可大书的典型例证。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游历各地，遍访名师之后，玄奘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启程，历时18年，行程5万里，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时，带回各种佛经657部。唐太宗于洛阳召见玄奘，并敦促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次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动植物情况，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唐太宗还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翻译的讹误，佛学由此大为兴盛。
唐太宗对外来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使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成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

平定“三藩” ：

1、“三藩”问题的由来：
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三人位高权重，为清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即位后，三藩存在威胁到中央统治。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掉三藩藩王称号，吴三桂等随即叛乱。
2、平定“三藩”的经过：
三藩联兵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重用汉将，做出果断的军事决策，进行镇压，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3、平定三藩的历史影响：
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使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消除了割据、分裂的隐患，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收复台湾：

1、措施：
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1682年，康熙帝决定收复台湾，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第二年，郑克塽投降，清政府随即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设总兵、副将驻守台湾、澎湖。至此，在清初割据了42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
2、影响：
加强了台湾同大陆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三征噶尔丹：

1、背景：
康熙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1644—1697)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后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2、主要战役：
乌兰布通、昭莫多
3、结果影响：
噶尔丹自杀，平叛取得胜利，挫败了沙俄利用准噶尔贵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打击了新疆、蒙古分裂力量，巩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加强民族团结：

1、尊崇儒家文化；
2、加强与蒙、藏民族团结，尊重喇嘛教
①表现：
A.在多伦与内外蒙首领会盟
B.册封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活佛
②影响：加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管理

康熙帝统一台湾的经过：

第一阶段，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其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的领导权，占据着台湾地区和福建的金门、厦门等沿海岛屿，与清政府隔海对峙。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经济封锁相结合的策略和行动，迫使郑经于康熙三年（1664年）撤出金门、厦门等岛屿，退守台湾。
第二阶段，康熙四年到十二年。清福建水师进攻台湾行动受挫，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对台策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派使者赴台寻求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与郑氏集团展开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
第三阶段（康熙十三至十九年），郑氏集团乘大陆发生“三藩之乱”之机，出兵进犯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为基本方针，先鼎力平定三藩之乱，然后对郑氏集团剿抚并用，陆续收复了被郑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将大伤元气的郑氏集团逐回台湾。
第四阶段（康熙二十到二十二年），郑经去世后，康熙做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采取“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一举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水师主力，然后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迫使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向清政府归顺投降，实现了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府、县等行政机构，又宣布开放海禁，恢复了大陆与台湾间的贸易。这些措施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伦会盟：

康熙帝为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1691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多伦诺尔是蒙语，意为七溪、七星潭，距北京约八百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其三部十万众南下投清。康熙帝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康熙帝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康熙帝还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
（1）规定喀尔喀蒙古遵行清朝的法令；
（2）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3）废除喀尔喀三部所旧有农济、颜诺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
（4）编组盟旗，设立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了加强。

抗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

1、背景：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乘中国内部动荡不休，侵占了我国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并以此为据点盘踞在那里，抢掠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康熙帝不能容忍国土被侵占，臣民遭涂炭。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提出了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 
2、经过：
①康熙亲自东巡，了解敌情，制定方略；
②分别命令彭春、萨布素组织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
③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3、《尼布楚条约》意义：
①双方平等协商下签署的平等条约；
②肯定了“两江一岛”属中国。（即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

对康熙帝的评价：

比较于中国古今史学家对康熙的称颂，有人对康熙重新评价。认为中国近代的落伍，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巨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从康熙所处的时代来看，康熙即位前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紧急关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达到中国的近邻，俄国势力已深入到中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借机了解西方，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加紧进行社会改革，就会在中西差距还不太大，西方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从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已经产生，到康熙初年，正逐渐滋长，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说明中国具备了变革的一定经济条件。其次，当时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清朝入主中原使“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被撼动，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首，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提出“富民”思想，“天理”在“人欲”之中。这些“异端邪说”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改革思想基础。
明清之际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向西方寻找精神支柱，信仰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
在关键时刻，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的康熙，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康熙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两个世纪了，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正逢其时。但是康熙帝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经雍正、乾隆沿袭日久，旧体制又重归稳定，已不易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