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原因：

（1）从政治上来看，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使国门大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进步力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
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从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角度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工业文明对我国全方位的冲击造成的，实质上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富裕的结果，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

（1）“礼”：即周礼，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主张“克已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
（2）核心：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给“仁”下的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
（3）中庸：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在一起，主张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将各种思想、原则加以调和，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限制。

“礼”的思想：

“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礼”，即周礼，他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

“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他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

“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阐释是切中肯綮的。
“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要求在认识事物时，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如夫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适中合宜的地方”不一定是两极端之中点，一旦把它机械地固定在中点处，就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问题时，“中庸”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一致，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也即所谓“和而不同”。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对任何的事或人，好恶取舍，都没有固定的成见与办法，“无可无不可”，但必须服从道义的标准。而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可见，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的，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北宋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这句话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