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进步与局限：

1、进步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奴制改革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1）性质：封建地主主持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
它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实行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改革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工厂和铁路工人增加一倍多；政治方面，沙皇专制政权逐步变成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列宁曾指出：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2）地位：是俄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改革使俄国的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生产方式由封建性向资本主义方式的过渡，此后，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更为顺利的发展。
（3）作用：改革使广大农奴获得人身自由，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俄国自由劳动力的来源，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扩展。
2、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1）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如没有改变沙皇专制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主土地占有制依旧存在。
改革后，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农民虽然不再受个别地主的支配，但仍受到由地主控制的村社严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使俄国历史日后具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农奴制的大量残余，使劳动人民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
（2）掠夺性：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缴纳的赎金远远高于当时的地价。
（3）欺骗性：改革后农民的土地比原来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重新接受地主的盘剥和奴役。改革远远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且农民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被地主夺去，改革后农民土地比原来还少，无法维持生计，只得重新佃种地主土地，受到更大的盘剥与奴役。

有关农奴反抗斗争的史实：

农民未能正确理解陛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还在希望获得绝对的自由，并完全占有贵族的土地。农民那么热切地期望在和地主维持旧有关系的两年期满以后会有新的法令颁布，以致这种期望大大阻碍了他们在拟订条例书时同地主达成协议。对农民说明这种期望是没有根据的，一切劝导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农民根本不相信地主会对他们作任何让步，也不相信仲裁员和地方当局的解释，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为维护个人的利益；只有采取强制及严厉手段才能使农民相信地主的要求是合法的。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2年的报告书节录
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受惩治者计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3年的报告书节录

俄国1861年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异同：

1、不同点：
（1）背景不同：
①俄国：
a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业在俄国缓慢发展，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开始代替手工工场，而农奴制已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
b农奴处境日益恶化，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贵族地主统治岌岌可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废除农奴制。
②日本：
a19世纪中期的日本，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世袭的将军手里，天皇只是傀儡。农民生活悲惨，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b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的发展，西南部大名和商人不满幕府统治，要求改变现状。武士的生活状况恶化，已由封建社会的支柱变为反幕府的力量。
c民族危机严重，遭到美、英、法、俄等国侵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内外因的结合促进了幕府危机的总爆发，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政府进行了改革。
（2）目的不同：俄国农奴制改革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防止人民革命运动，维护自己的统治，迫不得已而进行改革。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外来的压迫而进行改革。
2、相同点：
（1）时代相同：都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2）性质相同：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3）结果相同：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都不彻底，两国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1）政治上，农奴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农奴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农奴制的存在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发展。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工厂中缺乏大量自由的劳动力；农奴收入微薄，购买力很低，使得工业发展缺乏广阔的国内市场。残酷的封建剥削激起广大农民的反抗，严重威胁着沙皇和贵族地主的统治。
（2）军事上，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是诱发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直接因素。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农奴制落后和腐朽，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使一切矛盾表面化和尖锐化。而此时有些地主已经看到了农奴制不如资本主义更为有利可图，开始放弃自然经济，逐步转向商品经济。
（3）思想上，出现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新思潮，是农奴制改革的社会因素。
1825青年军官发动了反对沙皇专制的和农奴制的起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失败了。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揭露和抨击消息专制和农奴制，要求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4）在内外交困形势下上台的亚力山大二世认识到惟有变革才能自救，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强制在俄国发起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亚历山大二世借助舆论和各个改革组织，积极推行变法。他于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签署一系列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和宣言，史称“二一九法令”，又称“解放法令”。法令规定：
1、政治上：
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地主不得买卖或干涉其生活；
2、经济上：
A农奴可得到一块份地，但其大小、肥瘠由地主决定；
B份地须高价赎买，未付清赎金前，农民仍须给地主服劳役，交代役金。
3、组织上：
加强村社制度，几个村社组成乡，均隶属地方政府委派的调停吏管理。时限安排上：规定赎买前另设两年的过渡期。内容充分体现了农奴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农奴制改革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表现：

1、进步性表现在：性质上为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地位上实现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转变；作用上广大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利于工业革命的扩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俄国农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
2、局限性表现在：农民很大程度上仍被束缚在土地上体现改革的不彻底性；“解放”后的农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呈现出掠夺性；改革后农民土地比原来还少，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重新再受地主的盘剥和奴役，有很大的欺骗性。

改革对俄国近代化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农奴制废除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劳动力、资金和市场，俄国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俄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成分也得到增长。
政治近代化：在政治体制方面上作了比较深层的改革，建立了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构。在司法制度方面，参照西方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使政治上一向专制独裁的俄国也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气息。
军事近代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西方式的军事管理机构。
教育近代化：鼓励社会和私人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近代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统治方式开始传入俄国，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

日本社会危机的加剧（三个“进一步”）：

 1、西方殖民侵略的进一步加强：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表现：开国后，西殖民势力不断向日本渗透，日本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欧美国家和廉价工业品大量涌进日本，如棉织品、毛织品、船只、武器等；日本的原料又源源不断运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生丝、棉花、油、茶、海味等，致使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67年输出为1200多万美元，输入2160多万美元。另外，由于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市场比价差距悬殊，列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大大低于国际牌价，大量套购，攫取暴利、致使日本大量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
（2）影响：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
2、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人民起义不断：外国工业品倾销，传统的纺织业遭到沉重打击，手工工场纷纷破产，工人失业，同时由于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物价暴涨，洋货大量输入、民族经济遭到打击，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城市贫民起义次数也显著增加，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
（2）幕府统治基础的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新兴地主和高利货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无权的处境越来越不满；长期受幕府排挤长州、萨摩等西南诸藩，大名也不满现状；作为幕府统治基础的中下级下士，因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现实更加不满，这一切反映了幕府统治基础的进一步动摇。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原因：
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料的大量出口刺激了生产的发展，1860～1867年输入总值增加了5倍多；
②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传到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③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中，一些有识之士，目睹了工业文明的优势，开始从国外购进机器，建立工厂，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2）影响：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受幕府排挤的西南诸藩，大名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采取自强的改革措施，如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创办西式企业、改革军队和采用洋枪洋炮、整顿财政、广求人才、鼓励西学。各藩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导致日本社会危机加剧的根源：

内因：幕府腐朽黑暗的统治、经济发展对统治基础的冲击。
外因：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
社会危机加剧的表现：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日本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等。

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8世纪中期，日本商业资本开始首先渗入农村的纺织业。商人以“换棉”（供给农民皮棉，让其在家纺成纱，再织成布，按成品数量支付工资）、“出机”（供给农民棉纱和织机，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等方式逐步控制生产者。“出机”商人进一步设立自己经营的作坊，从穷苦农家招雇“机织下女”即女工，形成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19世纪前半期，手工工场从纺织业扩展到油、酒、纸、糖、陶瓷、蜡烛、采矿、海产加工等生产部门，数量也不断增加。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约400多所。丝织业和棉织业仍是其中发展较快的生产部门。如：桐生的丝织手工工场达到二百六七十家，每家有织机六架至十架；足利的棉纺织手工工场，通常每家拥有三五十架织机，多的甚至达到一二百架。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开始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遭到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大名的抑制。但是，当时日本的工场手工业还未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反抗斗争：

自18世纪以来，农民的反封建暴动呈愈演愈烈趋势。在18世纪最初的10年中，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仅为5．5，80年代为22．9，19世纪时农民起义次数增加，30年代起义次数达到279次，60年代前七年就达到194次。农民起义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表明两点：第一，农民的处境日趋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主要同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有关。第二，显示了幕府统治的危机。日本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封建高潮，这就大大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

大盐平八郎起义：

大盐平八郎（1793—1837），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14岁袭祖父职担任大阪市下级警官，是一名下级武士。1816年在家开私塾，讲授王阳明的阴阳学说，主张知行合一，著有《古本大学刮目》等书。1836年，当地发生大灾荒，粮价飞涨，富商大户囤积居奇，大盐平八郎一再建议大阪官吏和富商救济灾民，但屡遭拒绝，使他十分气愤。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救饥民，必须下决心以武力来推翻恶政，铲除奸商，于是着手组织起义。起义原定于1837年2月19日晚进行，由于叛徒告密，被迫在清晨仓促起义。起义者沿途炮击贪官污吏和奸商的住宅，使大阪的官吏巨商胆战心惊，他们一面开仓济民，一面调兵镇压。到下午两点，在幕府重兵围攻下，起义军虽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难以支撑。大盐见大势已去，急忙解散队伍，率心腹逃走。3月，大盐被官兵发现后，不愿被捕受辱，引火自焚而死。大盐起义虽告失败，但却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是由下级武士发起和领导的，并主动联结农民和城市贫民进行的第一次暴动，它把从前的分散、自发、局限于反对当地封建领主的农民暴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这次起义是发生在号称“金库”的重镇大阪，震撼了幕府的封建统治。

崛起为东方强国：

1、有利条件：
（1）国际：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忙于侵略分割中国；
（2）国内：明治维新消除了封建割据势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紧推行改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2、表现：
（1）经济上，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确立；
（2）军事上，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3）对外关系上，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

戊辰战争结束后，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另一半──民族独立尚未完成。明治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以修改条约的方式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大致经过如下：
（1）1871年岩仓使团出使美欧，其任之一，就是与各缔约国进行预备谈判，以阐明日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望，并探索修约的具体途径。但他们此行屡遭挫折，最终放弃修约与预备谈判的任务，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2）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情况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新变化。国内通过改革，国力增强；国际上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发生了破绽。这种新形势，给日本修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在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1875年寺岛宗则外务卿根据国际关系上的新征兆，训令驻英、美、法、俄、德使节，就收回税权问题与驻国政府开始谈判。直到1878年7月25日，才与美签订《吉田、埃瓦茨条约》。而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后来，因为发生了哈特利事件和赫斯塔利亚事件，收回税权谈判不了了之。
（3）在收回税权谈判失败后，便改变外交战术，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法权，在税权问题上，只提修改海关税率。井上馨外务卿根据新战术，与各国重开谈判。这时期，井上馨开展“鹿鸣馆外交”，在和欧美列强进行了长达8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仍以失败告终。
（4）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英俄矛盾尖锐，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又给日本修约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隈重信接任外务卿后，决心在修约方面建功立勋。他采用“强硬政略”作为修约的基本方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了分别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后英国对大隈方案不满，但美国、德国和俄国于1889年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字。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8月间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到10月，大隈被炸伤，修约谈判再次中止。
（5）1889年，山县有朋任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确定的本届内阁的任务是：在务必完成修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据此方针，青木提出《青木备忘录》，又经过三年多的谈判，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新约》，根据此约，日本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

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
（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
2、不同之处：
（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

一、历史背景：
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
二、基本内容：
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
三、影响：
1、积极：
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2、消极：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1853～1877年说、1867～1868年说和1868～1873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1869～1911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1869～1911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
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
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
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戊戌年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又达到一个狂潮。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并无理要求租借胶州湾。愚蠢的清廷竟然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希望以此遏制德国，结果引狼入室，俄军趁机强占了大连、旅顺两港。1898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俄国向清廷要求租借两港二十五年，清廷被迫答应。接着，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借约，更无理强行租借日本撤离后的威海卫；日本则向清廷声明：不得割让与台湾相近的福建省(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这样，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维新运动由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

1、康有为改变维新变局的两次上书：
（1）《上清帝第五书》（1897年）：
背景：德国强占胶州湾 1897年，德国公然派出舰队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沙俄租占旅顺大连湾，并将整个东北均置于其魔爪之下。接着，其他列强也纷起效尤，进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争夺独占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内容：指出变法图强才能救亡图存
影响：感动光绪帝，为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2）《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
内容：重申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改革。
影响：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2、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坚定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决心。
3、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
时间、地点：1898年，北京
宗旨：“保国、保种、保教”
性质：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分会：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
各地的维新报刊和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求维新变法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了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所以上，由此也可见维新变法风气在全国各地蓬勃的情况。

新旧势力：

新势力指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变新祖宗之法，政治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新势力的依靠是无实权的光绪帝，光绪帝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同时，也希望借维新势力增强同慈禧斗争的砝码。于是软弱的维新派和同样软弱的光绪帝互为依靠。
旧势力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坚守“祖宗之法”，反对西学变法，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大多趋炎附势，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追随旧势力，所以，旧势力在朝廷权高位重，在中央和地方很有力量。

新旧势力的交锋：

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斗争：

新政不久，慈禧便解除了支持新政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职务。翁同龢出身“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甲午战争的失败坚定了翁同龢更张旧法的信念。翁同龢是最先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清廷大员，是早期维新派与光绪帝联系的搭桥人。慈禧开缺翁同龢使其远离光绪帝，同时，又把她的亲信荣禄推为直隶总督，掌握北洋三军，控制京津地区。慈禧将人事任免和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新势力的变法在慈禧严密监视下进行。
从地方势力看，变法开始后，皇帝发布的上谕很多，真正实行的只有湖南，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后来，陈宝箴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由于地方势力的互相推委，变法流于形式，为了贯彻改革，光绪帝也进行了反击。御史文梯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被光绪帝革职。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阻挠部员王照上书，光绪帝下令把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鼓励。同时光绪帝提拔了军机四卿：谭嗣同、刘光弟、杨锐和林旭。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下热情支持变法年轻人，缺乏社会根基。以谭嗣同和刘光弟为例。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愤中国积弱不振，要求变法图强。在浏阳筹设谟学格致馆，未成。后游历北京，结识梁启超等维新名士。1897年，与梁启超等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新政，应召入京，受光绪帝召见，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事宜。刘光第也是在甲午失败的激愤中成长为一个进步的爱国官僚士大夫。军机四卿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朝廷中守旧势力用各种方式接近慈禧，使原本就对变法不热心的慈禧加快了反对的步伐。掌握军事的荣禄也筹划借天津阅兵之机废帝，由慈禧训政。慈禧公开派人监视光绪帝，调配军队。面对危险的形势，光绪帝和维新派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军队，也不敢发动群众，于是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袁世凯一向是政治两面派，当年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在变法运动达到高潮时，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这些现象让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于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可是袁世凯却是个政治上首鼠两端的人，在考虑政治得失后，暗中和实权派的慈禧等守旧势力勾结。

新旧势力的交锋：

慈禧太后控制了人事任免权：

光绪帝曾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向慈禧太后请示，慈禧太后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方始答允说：“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奕劻回来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于是光绪帝下诏实行变法。但是，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后不久，慈禧太后先从人事安排上剪除光绪帝的羽翼，革去翁同龢职务。同时，她又迫令光绪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职位。此外，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

荣禄：

1834—1903，清末大臣。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慈禧亲信。光绪初，他任内务大臣兼兵部统领，后升任工部尚书，1895年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他极力反对，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后来，授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积极策划政变，建议整理保甲、加强练兵，并增兵天津和京郊长辛店，准备镇压维新运动。获袁世凯告密后，他立即由天津驰赴北京报告慈禧，密谋政变，屠杀维新人士。

陈宝箴：

1831—1900，清末维新派。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等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以直隶布政使督湘军粮台。1895年任湖南巡抚，与学政江标（后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力行新政。他们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来，他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袁世凯：

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请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获得慈禧宠信。

戊戌变法：

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1）国际环境：
日本：当时列强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打开市场、倾销商品为主要目的，且列强在亚洲正集中主要精力侵略中国。
中国：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瓜分世界的要求日益增长，在中国，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不会允许中国走上自强之路。
（2）国内环境：
日本：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充分。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3）思想文化：
日本：知识分子容易吸收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西方学说普及早。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
（4）领导力量：
日本：倒幕派掌握实权，得到人民的拥护，部分大名支持，建立倒幕基地。
中国：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不敢发动群众，维新派力量小。
（5）改革途径：
日本：先有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成立了明治新政府，再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较小。
中国：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顽固保守势力强大。
（6）改革措施：
日本：全面、系统，既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宪政的精神，又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具体国情。
中国：虽然也有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面的内容，但由于维新派的妥协退让，缺少民主宪政精神。且一些措施操之过急、全面出击，便利了顽固派的反扑。加之地方督抚持观望态度或阳奉阴违，变法法令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戊戌变法的背景：

（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
（2）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
经济基础：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
思想基础：改良的维新思想的出现。
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阶级来源的新势力力量有限；
旧势力的阶级根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力量雄厚；
且朝廷中慈禧和光绪帝是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
悬殊的力量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
执行新政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新政无法落实；
变法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等等。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的意义：

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爱国性；
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和趋势
；变法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学说，抨击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促进近代思想的启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