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1）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大批人才，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
（2）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科教兴国战略是振兴中华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3）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和曾经经历的扭转曲折都证明了“国运兴衰，系于教育”。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证明了教育的影响力。

教育、科技和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是由人来创造发明的，更要由人来掌握使用，这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现代教育通过创造、发展、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素养的现代劳动者，从而决定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说离开教育，科技就不可能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受到阻碍。
科技的进步也带动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发展也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教育的复兴：

1、表现：
①全面整顿教学秩序，组织编写新教材；
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③制定一系列教育法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④倡导尊师重教社会风气，规定了教师节；
⑤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⑥实施发展高等教育的“211工程”计划，启动“希望工程”；
⑦加大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力度，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
2、主要原因：
①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辉煌；
②结束了“文革”，逐步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政治局势走向稳定；
③制定并贯彻正确的教育政策和路线，并立法保障教育的发展。
3、主要影响：
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为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出了贡献。

义务教育：

1、普及目的：
普及青少年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合格公民。
2、措施：
（1）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3）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等。
3．成就：
2001年1月1日，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文革”结束后教育蓬勃发展的原因：

（1）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全国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2）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了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向。
（3）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深化教育改革。
（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客观需要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的基础。

高考制度的恢复：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
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差参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即拍板，当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我国的“211工程”计划：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的实施意见》中，关于“211工程”的主要精神是：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并可概括表述为："211工程"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制定：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英明论断。此后的一二十年间，他多次谈到经济工作时强调科技的重要作用。
1991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号召，并强调这一转移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决定》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更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方针；强调当前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转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出了符合世界科技进步潮流和中国国情的科技进步的几项重要原则；
强调大力提高国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自己解决中国人民的丰衣足食；
把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到国民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先位置；
确立了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基础性研究要把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作为首要目标；
提出了建设跨世纪宏大科技队伍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提出了科技战线以弘扬“四种精神”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步骤；
强调了要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确定了到2000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的科技投入目标，提出了多层次、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的几项重大措施。
1995年5月26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科教兴国的热潮开始在神州大地掀起。其中，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试点”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1998年中国政府“科教兴国”的两大战略举措。“科教兴国”战略开始进入重要的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