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艰难的俄国工业发展：

步履艰难的俄国工业发展：

1、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1）表现：
19世纪40年代，俄国棉纺织业中出现机器生产，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1804年，俄国有1200家手工工场，到50年代末逐步发展到2800家。
1858年，仅莫斯科一省就有蒸汽机158架。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不断增加。在1861年改革前，共有工人86万名。
同时，工业中自由雇佣劳动也逐渐超过农奴劳动。
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1804年为48%，1860年上升到87%。
（2）弊端：（三缺）
缺乏工业革命必需的自由劳动力、缺少工业投资、缺乏必要的国内市场。
2、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表现：
政治上：俄国实行封建专制制度。而同时期的西方诸国如英国、法国等，却早已砸碎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建立起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
经济上：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农奴制经济。1861年前，俄国的农业劳动力仍占劳动力总数的89％，国民财富收入的71％是由他们创造的。俄国工业劳动力只占到劳动力总数的10％左右，且工业的基本形式是手工工场，以手工劳动为主。同时期的英、法等国却已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
（2）原因：
①俄国沙皇专制制度；
②农奴制的存在。

 “二一九法令”：

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制度的特别宣言，史称二一九法令”又称“解放法令”。
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管理几大块。
它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地主不得买卖或干涉其生活；
农奴可得到一块份地，但其大小、肥瘠由地主决定；
份地须高价赎买，未付清赎金前，农民仍须给地主服劳役，交代役金。规定大大加强了村社制度，几个村社组成乡，均隶属地方政府委派的调停吏管理。

“二一九法令”的签署：

1、标志：
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制度的特别宣言。
2、特点：
包含众多的一系列文件（共17个）；
长时期、分阶段实施。
3、内容：
（1）政治：农奴获得人身自由。
从法令颁布时间起，农民获得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物的人身自由权。此后，地主不得再把农民当作牲口和器物买卖和交换。但是，地主对农民经济以外的强制并未完全消灭。如，根据法令的规定，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地契约前，对地主还负有“临时义务”，继续受到地主的奴役和支配。
（2）经济：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负担一定的义务（赎买土地）
①关于份地和农民因使用份地而须负担的义务。
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负担一定的义务。份地分配情况视各地而异，分别由不同法令规定。地主利用这些规定，割去农民份地中最肥沃、收益最大的部分。被地主强占的土地，即所谓“割地”，平均占改革前农民份地的18％；在有些地区则达到20～40％。授予农民的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取份地的契约以前必须对地主尽一定的义务。
②关于赎地的手续和实质。
农民的宅旁园地可以赎取，向政府交纳约60卢布的法定赎金，六个月后即可获得所有权。赎地须得到地主的同意，赎金数以每年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后得出。如，每年代役租为12卢布，则赎金为200卢布。赎地时，农民须先付赎金的20～25%，其余部分由政府从国库拨款垫付给地主，农民在以后的49年内以“赎地费”的形式偿还。这样，作为赎金基础的并不是实在的土地的价格，而是资本化的代役租。赎金大大高出了当时的实际地价。
（3）组织管理：由村社负责农民份地赎金和赋税的缴纳，农民须得到村社的同意才能脱离村社。
政府利用旧的村社组织，几个村社组成乡，管理听命于地主贵族中产生的调停吏。这样，从前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相当程度是处于地方贵族控制下。村社中还建立了连环保制度，监督农民按时完成各种义务。
（4）时间安排：赎买前另设两年的过渡期。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近代化）

1、原因：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推动俄国封建经济解体、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2、表现：
（1）农业：
①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
农民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享有公民的权利；通过交纳赎金而得到了自己的土地，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在此可引用沙皇政府颁布的《俄国1861年改革法令》“农民这样地获得了一定数量土地为私有产品后，因为赎买了土地，他们就摆脱了对地主的义务，而成为拥有私产的完全自由的农民。”
②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增加：
据统计，1861年后的30年间，俄国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二。从经济结构来看，改革后，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80%左右的人口仍在村社的份地或地主的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2/3的国民经济产值来自农业。
③农村社会分化加剧：
在农村，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农民所出卖的份地，而且还买进地主所出售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农村无产阶级和农奴制改革所造成的无地农民就形成了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九世纪末，根据全俄人口调查材料，俄国雇佣工人大约已有1千万。
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农民的分化促进地主经济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农民破产后，由于失掉了马匹和农具，不能再为地主服工役了，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80年代末，欧俄（俄国欧洲部分）43个农业省份中，有19个省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了。农民的分化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工业：
①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和扩大的市场；
②政府扶植工业的发展；
③机器生产占统治地位；
④工业部门增加：
如纺织、钢铁和煤炭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石油、机器制造等新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
火车和轮船等新型交通工具发挥重要作用。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
3、问题：即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就总体而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较西欧、美国仍然落后：
俄国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主要通过政府部门推行的不均衡发展战略而使某些部门获得有限发展，于是工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处于人为的扭曲状态，数量扩大和速度提高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低下，所以，俄国的工业发展存在严重的弊端。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没有占绝对优势。
（2）对外国资本尤其是法国资本依赖严重：
长期内部积累的缺乏，使俄国关于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十分明显。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就向俄国大量投资，1887年法国借款5亿法郎给俄国，1888～1889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19亿法郎的公债；到1906年，俄国向法国借款已达79亿法郎之巨。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俄国，沙俄政府为弥补资金亏空而大借外债，一战前，俄国外债总额达40亿卢布。
（3）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
表现在一是教材所提到的工业发展布局的不平衡：
俄国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等几个主要地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工业成分很少；二是工业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俄国工业经济总体发展只能说是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但到20世纪初，俄国工业经济的某一生产领域甚至进入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三是企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政府主导型工业经济政策下，俄国工业的发展较早出现最新的垄断资本，到20世纪初，5%的大企业仍然控制着俄国50%以上的工业经济生产，十几家大银行控制着全国约80%的资本。

日本社会危机的加剧（三个“进一步”）：

 1、西方殖民侵略的进一步加强：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表现：开国后，西殖民势力不断向日本渗透，日本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欧美国家和廉价工业品大量涌进日本，如棉织品、毛织品、船只、武器等；日本的原料又源源不断运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生丝、棉花、油、茶、海味等，致使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67年输出为1200多万美元，输入2160多万美元。另外，由于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市场比价差距悬殊，列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大大低于国际牌价，大量套购，攫取暴利、致使日本大量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
（2）影响：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
2、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人民起义不断：外国工业品倾销，传统的纺织业遭到沉重打击，手工工场纷纷破产，工人失业，同时由于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物价暴涨，洋货大量输入、民族经济遭到打击，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城市贫民起义次数也显著增加，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
（2）幕府统治基础的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新兴地主和高利货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无权的处境越来越不满；长期受幕府排挤长州、萨摩等西南诸藩，大名也不满现状；作为幕府统治基础的中下级下士，因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现实更加不满，这一切反映了幕府统治基础的进一步动摇。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原因：
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料的大量出口刺激了生产的发展，1860～1867年输入总值增加了5倍多；
②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传到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③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中，一些有识之士，目睹了工业文明的优势，开始从国外购进机器，建立工厂，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2）影响：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受幕府排挤的西南诸藩，大名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采取自强的改革措施，如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创办西式企业、改革军队和采用洋枪洋炮、整顿财政、广求人才、鼓励西学。各藩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导致日本社会危机加剧的根源：

内因：幕府腐朽黑暗的统治、经济发展对统治基础的冲击。
外因：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
社会危机加剧的表现：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日本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等。

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8世纪中期，日本商业资本开始首先渗入农村的纺织业。商人以“换棉”（供给农民皮棉，让其在家纺成纱，再织成布，按成品数量支付工资）、“出机”（供给农民棉纱和织机，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等方式逐步控制生产者。“出机”商人进一步设立自己经营的作坊，从穷苦农家招雇“机织下女”即女工，形成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19世纪前半期，手工工场从纺织业扩展到油、酒、纸、糖、陶瓷、蜡烛、采矿、海产加工等生产部门，数量也不断增加。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约400多所。丝织业和棉织业仍是其中发展较快的生产部门。如：桐生的丝织手工工场达到二百六七十家，每家有织机六架至十架；足利的棉纺织手工工场，通常每家拥有三五十架织机，多的甚至达到一二百架。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开始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遭到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大名的抑制。但是，当时日本的工场手工业还未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反抗斗争：

自18世纪以来，农民的反封建暴动呈愈演愈烈趋势。在18世纪最初的10年中，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仅为5．5，80年代为22．9，19世纪时农民起义次数增加，30年代起义次数达到279次，60年代前七年就达到194次。农民起义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表明两点：第一，农民的处境日趋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主要同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有关。第二，显示了幕府统治的危机。日本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封建高潮，这就大大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

大盐平八郎起义：

大盐平八郎（1793—1837），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14岁袭祖父职担任大阪市下级警官，是一名下级武士。1816年在家开私塾，讲授王阳明的阴阳学说，主张知行合一，著有《古本大学刮目》等书。1836年，当地发生大灾荒，粮价飞涨，富商大户囤积居奇，大盐平八郎一再建议大阪官吏和富商救济灾民，但屡遭拒绝，使他十分气愤。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救饥民，必须下决心以武力来推翻恶政，铲除奸商，于是着手组织起义。起义原定于1837年2月19日晚进行，由于叛徒告密，被迫在清晨仓促起义。起义者沿途炮击贪官污吏和奸商的住宅，使大阪的官吏巨商胆战心惊，他们一面开仓济民，一面调兵镇压。到下午两点，在幕府重兵围攻下，起义军虽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难以支撑。大盐见大势已去，急忙解散队伍，率心腹逃走。3月，大盐被官兵发现后，不愿被捕受辱，引火自焚而死。大盐起义虽告失败，但却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是由下级武士发起和领导的，并主动联结农民和城市贫民进行的第一次暴动，它把从前的分散、自发、局限于反对当地封建领主的农民暴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这次起义是发生在号称“金库”的重镇大阪，震撼了幕府的封建统治。

1889年日本宪法：

1、背景：19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1）农民：负担沉重，发动暴动；
（2）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发动“自由民权运动”
时间：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内容：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减轻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
影响：运动范围遍及全国，推动明治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
2、制定：1882伊藤博文等人遍访欧美各国考察欧美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最终选中了普鲁士宪法作为范本，认为普鲁士宪法最合日本国情，并吸取了俾斯麦关于把宪法变成专制统治外衣的经验，1889年2月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御赐”的《日本帝国宪法》。
3、内容：

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的藩阀专制及其政策，引起中下资产阶级和地主、没落士族阶层的不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这些阶层为基础，掀起了要求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减轻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斗争，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
运动可分两个阶段：
1874～1881年是第一阶段，内容为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运动的领导人是些在中央受排斥的官员。
1874年1月在明治政府任过参议的板垣退助和几个人一起，提出设立民选院的建议书，标志着运动的开始。
1881年颁布天皇诏书，允诺十年后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1881～1889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为准备参加未来的国会，成立了一些政党。
1889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束。
自由民权运动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从钦定宪法的内容看，自由民权运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毕竟取得了一定成果，终究立宪政治已开始。

崛起为东方强国：

1、有利条件：
（1）国际：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忙于侵略分割中国；
（2）国内：明治维新消除了封建割据势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紧推行改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2、表现：
（1）经济上，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确立；
（2）军事上，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3）对外关系上，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

戊辰战争结束后，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另一半──民族独立尚未完成。明治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以修改条约的方式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大致经过如下：
（1）1871年岩仓使团出使美欧，其任之一，就是与各缔约国进行预备谈判，以阐明日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望，并探索修约的具体途径。但他们此行屡遭挫折，最终放弃修约与预备谈判的任务，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2）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情况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新变化。国内通过改革，国力增强；国际上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发生了破绽。这种新形势，给日本修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在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1875年寺岛宗则外务卿根据国际关系上的新征兆，训令驻英、美、法、俄、德使节，就收回税权问题与驻国政府开始谈判。直到1878年7月25日，才与美签订《吉田、埃瓦茨条约》。而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后来，因为发生了哈特利事件和赫斯塔利亚事件，收回税权谈判不了了之。
（3）在收回税权谈判失败后，便改变外交战术，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法权，在税权问题上，只提修改海关税率。井上馨外务卿根据新战术，与各国重开谈判。这时期，井上馨开展“鹿鸣馆外交”，在和欧美列强进行了长达8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仍以失败告终。
（4）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英俄矛盾尖锐，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又给日本修约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隈重信接任外务卿后，决心在修约方面建功立勋。他采用“强硬政略”作为修约的基本方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了分别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后英国对大隈方案不满，但美国、德国和俄国于1889年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字。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8月间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到10月，大隈被炸伤，修约谈判再次中止。
（5）1889年，山县有朋任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确定的本届内阁的任务是：在务必完成修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据此方针，青木提出《青木备忘录》，又经过三年多的谈判，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新约》，根据此约，日本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

戊戌变法仅是昙花一现，而明治维新则具有里程碑意义。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有：
（1）二者所处的时代及所遇的外部阻力不同。明治维新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并且当时西方各大国皆忙于自己的事务，对日没有一致的政策，给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戊戌变法时，资本主义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再加当时西方列强已形成宰割中国的同盟，所以招致列强的干涉。
（2）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且不断扩大，他们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戊戌变法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力量薄弱。
（3）群众基础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同。明治维新前，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接连不断，幕府统治已摇摇欲坠，以中、小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也展开了积极的倒幕活动。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宣传变法的仅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必定失败。
（4）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弱不同。在幕藩体制下，大名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到幕末时，大名、将军因财政状况恶化而由封建社会的支柱转变为反幕府的力量。而中国的封建制存在时间长，力量强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后牢牢控制内政外交，所以，戊戌变法时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改革的进程不同。明治维新是在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的政权后发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而实行戊戌变法者不仅手中无实权，无兵权、无财权而且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踏上对外扩张之路：

1、对外扩张的野心：由来已久
（1）明治政权成立之初，天皇就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2）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侵略野心迅速膨胀，很快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3）“大陆政策”，它确定了日本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
2、对外扩张的表现：
（1）对朝鲜的侵略：
①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内容：朝日建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向日本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
影响：日本首先打开了朝鲜的门户，使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②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使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2）对中国的侵略：
①1879年吞并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
②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有遇海难的琉球水手在台湾被杀，派军侵入台湾，遭台湾人民英勇抵抗；
③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日军占了八国联军总人数的大部分。

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

19世纪70年代的朝鲜内部政局不稳，给日本侵略以可乘之机。1875年5月25日，日本政府派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进行示威，接着又测量西海岸。9月20日，“云扬号”驶进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然后派出小舰队，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史称此事件为江华岛事件。
1875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正副办理大臣，率军舰六艘和3000军队，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往朝鲜兴师问罪。太政大臣指令黑田等，此举要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开港通商条约作为江华岛事件的赔偿为主要任务。朝鲜政府在炮舰威胁下，完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亦称《江华条约》，主要内容是：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意在否定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自由通商；
（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
（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等等。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复制品。《江华条约》是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但日本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原因：
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白银，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万两白银。
②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措施：节支增收
（1）增额度：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征收额度；
（2）降薪俸：降低官员薪俸；
（3）裁军节支：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开支；
（4）增税收：加强鸦片税的征收，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
3、结果：
①遭到官员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
（1）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在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是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中国贫穷落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
（2）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
（3）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2、表现：出现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
3、困难：举步维艰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从军事工业起家（而不是从民用工业起家），直到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才成为中国近代化主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等不足，导致竞争性不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家又多是官僚地主、贵族商人转化而来，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轻工业部门艰难成长，重工业几乎为零。而且，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分布不平衡。这种畸形的民族工业，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正常发展道路。
4、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状况：

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戊戌变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逐渐形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甲午战争前，洋务官僚腐败，已有一些洋务企业转为商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阻挠和限制。一些爱国的地主、官绅、富商、士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创办实业，振兴经济，抵制洋商，以拯救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厂矿企业共六十二家，总投资额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不仅原先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和东南地区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的工厂企业有所发展，就是像内地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近代工业和机器采煤业。尽管这六十多家新兴工矿企业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轻工业，最大的投资额也只有八十多万元。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无论就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资本雄厚的企业大体上都是官僚、地主、有功名的士人以及买办创办的。这些人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具有较多联系，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那些占资金总额不到百分之八的小企业，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阶层差别，构成了他们对清末政局持改良或革命的不同态度的社会基础。尽管1894～1895年间，既发生了改良派领导的上书请愿，也出现了革命派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就全国范围说，改良主义思潮还占据主导地位。
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是出身洋务官僚和跟洋务派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他们并没有最终摆脱洋务思想的束缚，但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真正富强的目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有的人宣扬君民共主，推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人向清廷上书，请开议院。有的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立股份公司，跟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商战。他们的这些政治思想，直接间接给予关心国事的康有为等改良派以影响。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进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渊源的。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才出现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维新派，也才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发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