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法令”：

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制度的特别宣言，史称二一九法令”又称“解放法令”。
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管理几大块。
它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地主不得买卖或干涉其生活；
农奴可得到一块份地，但其大小、肥瘠由地主决定；
份地须高价赎买，未付清赎金前，农民仍须给地主服劳役，交代役金。规定大大加强了村社制度，几个村社组成乡，均隶属地方政府委派的调停吏管理。

“二一九法令”的签署：

1、标志：
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制度的特别宣言。
2、特点：
包含众多的一系列文件（共17个）；
长时期、分阶段实施。
3、内容：
（1）政治：农奴获得人身自由。
从法令颁布时间起，农民获得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物的人身自由权。此后，地主不得再把农民当作牲口和器物买卖和交换。但是，地主对农民经济以外的强制并未完全消灭。如，根据法令的规定，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地契约前，对地主还负有“临时义务”，继续受到地主的奴役和支配。
（2）经济：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负担一定的义务（赎买土地）
①关于份地和农民因使用份地而须负担的义务。
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负担一定的义务。份地分配情况视各地而异，分别由不同法令规定。地主利用这些规定，割去农民份地中最肥沃、收益最大的部分。被地主强占的土地，即所谓“割地”，平均占改革前农民份地的18％；在有些地区则达到20～40％。授予农民的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取份地的契约以前必须对地主尽一定的义务。
②关于赎地的手续和实质。
农民的宅旁园地可以赎取，向政府交纳约60卢布的法定赎金，六个月后即可获得所有权。赎地须得到地主的同意，赎金数以每年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后得出。如，每年代役租为12卢布，则赎金为200卢布。赎地时，农民须先付赎金的20～25%，其余部分由政府从国库拨款垫付给地主，农民在以后的49年内以“赎地费”的形式偿还。这样，作为赎金基础的并不是实在的土地的价格，而是资本化的代役租。赎金大大高出了当时的实际地价。
（3）组织管理：由村社负责农民份地赎金和赋税的缴纳，农民须得到村社的同意才能脱离村社。
政府利用旧的村社组织，几个村社组成乡，管理听命于地主贵族中产生的调停吏。这样，从前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相当程度是处于地方贵族控制下。村社中还建立了连环保制度，监督农民按时完成各种义务。
（4）时间安排：赎买前另设两年的过渡期。

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进步与局限：

1、进步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奴制改革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1）性质：封建地主主持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
它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实行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改革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工厂和铁路工人增加一倍多；政治方面，沙皇专制政权逐步变成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列宁曾指出：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2）地位：是俄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改革使俄国的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生产方式由封建性向资本主义方式的过渡，此后，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更为顺利的发展。
（3）作用：改革使广大农奴获得人身自由，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俄国自由劳动力的来源，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扩展。
2、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1）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如没有改变沙皇专制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主土地占有制依旧存在。
改革后，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农民虽然不再受个别地主的支配，但仍受到由地主控制的村社严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使俄国历史日后具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农奴制的大量残余，使劳动人民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
（2）掠夺性：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缴纳的赎金远远高于当时的地价。
（3）欺骗性：改革后农民的土地比原来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重新接受地主的盘剥和奴役。改革远远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且农民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被地主夺去，改革后农民土地比原来还少，无法维持生计，只得重新佃种地主土地，受到更大的盘剥与奴役。

有关农奴反抗斗争的史实：

农民未能正确理解陛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还在希望获得绝对的自由，并完全占有贵族的土地。农民那么热切地期望在和地主维持旧有关系的两年期满以后会有新的法令颁布，以致这种期望大大阻碍了他们在拟订条例书时同地主达成协议。对农民说明这种期望是没有根据的，一切劝导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农民根本不相信地主会对他们作任何让步，也不相信仲裁员和地方当局的解释，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为维护个人的利益；只有采取强制及严厉手段才能使农民相信地主的要求是合法的。根据所获的资料，1862年一年内，共有400处领地上发生了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在193处领地上动用了军队；其中93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4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了兵士，44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2年的报告书节录
1863年一年内共有386处领地发生了严重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领地动用了军队；30处领地上的农民起来暴动；11处领地上的农民袭击兵士，39处领地上的农民抵抗对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释放被捕人员。受惩治者计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审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沙皇政府第三厅1863年的报告书节录

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酝酿：

1、宗旨：化解统治危机，重振大国威望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面临着及其严峻的形势。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废除农奴制，才能化解日益激化的矛盾，巩固统治，增强国力，重振俄国的大国威望。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对沙皇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无产阶级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2、表现：
（1）历史基础：19世纪以来，俄国统治者试图改革农奴制，但阻力大；
（2）思想基础：借助报纸舆论宣传，化解改革阻力；
（3）组织基础：成立各层次“专门委员会”，讨论、草拟改革方案；
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讨论解放农奴问题。一些封建地主看到农奴制的废除已经是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有条件地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见条件成熟，立即使农奴制改革进入公开化，他把早先成立的秘密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农民事务委员会”，负责农奴制改革；还下令让各地的封建主成立委员会，主持改革事宜。
（4）个人力量：亚历山大二世吸取经验教训，坚持推行改革。
3、方案：（三套改革方案）
（1）农业区：地主不愿解放农奴，更不愿把土地分给农奴，还希望增加土地和加强对农奴的控制；
（2）工商业区：人们需要自由劳动力，希望通过解放农奴得到赎金投资工业；
（3）草原地区：劳力缺乏，地主同意逐步分给农民土地，但需要农民服劳役。改革的焦点问题不是地主内部的斗争而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
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成立的负责农奴制改革的组织“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要由一些高级官吏和大农奴主组成。这些官吏和地主贵族的代表分成好几个派别，有的反对分地给农民，有的主张只允许农民赎一小部分土地。农民不仅要求从农奴身份下解放出来，而且也要求把地主土地无代价地进行分配，并不断斗争。面对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最后政府否决了解放农奴而不给土地的草案。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1818年4月17日—1881年3月13日，1855年—1881年在位），是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长子。从小就接受了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的培养，在他的老师，主张实行较宽松的君主制的茹科夫斯基的影响下，也能接受一些民主思想，他年轻时代周游欧洲各国，开阔了眼界，也更能反思俄国的现实。
亚历山大二世明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落后的根源。1857年，他成立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改革。1861年3月，沙皇终于下诏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做了一些改革，如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和城市自治局，司法上引进陪审制度，给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等，1874年开始军事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创立了国家杜马制度，国家杜马制度到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存在。
“国家杜马”的称呼是从旧俄国套用过来的。“杜马”一词，是俄文（дума）音译，意为“议会”。沙皇俄国原是封建专制国家，1905年爆发革命运动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缓和政治危机，于同年9－10月间宣布召集“国家杜马”，赐予一定权力。1906年和1907年，产生了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但随后不久就被解散。后来又产生了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其权力都不大，但名义上是国家的议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1993年，俄罗斯又恢复“国家杜马”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