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戊戌变法）：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失败：
新政措施的推行，遭到守旧势力强烈抵制和反对。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新旧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戊戌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在中央，1898年6月中旬，慈禧太后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控制京津地区，并且控制了人事任免权，防止光绪帝破格提拔维新派。在地方，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坚持变法外，其他各省官员都对新政犹豫观望，敷衍了事，并不实行。变法法令大多成为了一纸空文。
2.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维新派不敢发动群众，更没有获得强大的武装支持。
3.资产阶级维新派由于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用改良的办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是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4.当顽固派准备镇压维新变法运动时，维新派又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戊戌变法的影响：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维新派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了紧要关头，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具有爱国和进步意义。这次变法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的血的教训，促使了资产阶级斗争由改良转向了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行不通。

武昌起义：
在全国保路风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湖北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熊秉坤等革命党人首先发难，各营革命士兵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激战占领武昌，接着光复汉阳、汉口。武昌起义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响应，将已经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向新的高潮。

湖北军政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建立的临时地方军政机构。是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之后，根据孙中山等人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建立的。其首脑成为都督，总揽省区军政大权，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于是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以后，以黎元洪为首的一批旧官僚、旧军人和立宪分子，逐渐掌握了军政府大权。

武昌起义：
1、时间：1911年10月10日
2、结果：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3、影响：各省纷纷响应起义，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政权多落入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手中，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险。

辛亥革命在首先武昌取得成功的原因：
1、武汉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快，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强大。
2、近代学堂的设立，湖北地区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成了革命党的骨干。
3、武汉是帝国主义入侵较早地区，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使这里的人民反抗愤怒不断高涨。
4、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进行了比较长期的准备，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
5、当时清政府忙于派兵镇压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取得了时机。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

《新青年》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迁到北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主要宣传民主和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背景：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的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袁世凯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2、兴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后来，《新青年》迁到北京，主要撰稿人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知道思想。那时候，《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主要活动基地。
《新青年》：

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来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他制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也基于此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大胆和先进的。他提出：“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听他们自由发展。”他的“思想自由”，包括了让新思想能在北京大学得以传播；他们“兼容并包”也是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为此，他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
他亲自到陈独秀的居所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主持文科；请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请提倡新文学的刘半农任教授；还请第一个向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主持北京大学理科。这批新文化运动健将和学术精英的到来，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