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
宋真宗时期，在政府的许可下，成都16家富户主持印造了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市场上流通，叫做“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时，交子收归官办，设立本钱，定限额发行，仍在四川使用。徽宗时，改交子名称为“钱引”，而且不备本钱，取代了早期纸币交子。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都市商业繁荣，大街小巷都分布着店铺和作坊，城市的商业化气息极浓。
2.经商时间长，基本上是日夜相继。
3.娱乐活动商业化。
4.方便贸易的纸币出现。
5.对外贸易活跃。
宋朝商业的繁荣有以下几个表现：
1.城市商业繁荣，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临安城在商业繁荣呈上来讲，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商业的繁荣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形成了草市——市镇——城市的市场网络体系。
3.在货币领域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4.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
5.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甚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南宋的交子：
 

南宋商业繁荣的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的。
1.从时代背景看：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2.从政治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南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
3.从思想文化上看，高度繁荣的文化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4.同时由于陆路不通畅，北方少数民族的阻塞，丝绸之路受阻，南宋朝贸易的只能通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给宋朝打开了更大的海外市场。

元朝建立：
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立元朝。1272年，定都燕京，成为大都。元世祖就是忽必烈。于1279年灭亡南宋完成统一。

行省制度：
由于元朝疆域广大，为了有效实行控制地方，除河北、山西、山东由中书省直接管理外，元统治者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者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元朝的行省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宣政院：
元世祖设立的中央政府的官署，掌管全国佛教的事务和吐蕃地区的军事、行政。宣政院是中央政府最早设置的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机构。名义上由帝师兼领，又设宣政院使等职官。地方上遇有特别的事务，设宣政院就便于处理。

元代行省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
1.行省的双重性，既是朝廷的派出机构，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2.是行省制度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又给地方留出了部分权力，达到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
3.是行省的领导体制是一署多员与长官节制相结合，有利于官员的相互制约，也即可以说是实行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相结合的领导方式。
4.是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较成功地解决了地方势力坐大的问题。

对比分封制，郡县制和行省制
 

元朝统一进程：
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国，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征服大理，1276年攻破临安灭南宋，1279年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元朝最终统一中国。

元朝的中央制度：
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命百官“议立三省、定内外官”，经过争议决定实行一省制，而废除唐宋以来的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并立制，只设一个中书省。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是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宰相职权，元代中书省是一个权力日重，“外取信于行省，内责成于六部”的中枢机构。它标志着集权政治的高度强化。它适应了元朝长期统治不稳固的局面。六部为中书省的一个下属机构，形成了一省六部制。各部的组织和职能与前代基本相同。元朝还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并以中书省掌制枢密院。另外在元朝的中央设立御史台和宣政院。御史台负责监察，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元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机构的建立，使元朝能对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实行强有力的管辖，对明清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行省制度：
元代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便于管理，元代在地方实行了行省制度。即除设置中央一级的中书省（统辖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外，又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方行政区域，每个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职，由中书省直接派出官吏任职，凡一省的军国大事无所不领，并且行政长官直接对中书省负责。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

元朝行省制度的意义：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元代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明代虽然改省为布政使司，但是在口语中仍然如此称呼。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行政区域的划分。

 

元朝行省示意图：

文天祥抗元斗争：
文天祥(1236-1283)，原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抗元英雄和爱国诗人。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因父丧未受官职。德佑元年(1275年)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押往北方。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乃退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同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由于文天祥才华出众，元将张弘范、投降的宋恭帝、元朝的丞相，甚至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大量的条件来亲自劝降，但是文天祥不为之所动，宁死不降，最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诗作达百余首，成就很高。有《文山先生全集》，其中有《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千古绝唱。

如何评价元朝的统一和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元朝的大一统，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大大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密切了中国是世界各国的联系。总之，元朝的统一使疆域扩大，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但是，当时蒙古族的生产方式，远比汉族生产方式落后，元朝的统一使通过军事征服来完成的，蒙古贵族在征服战争中，表现出的掠夺性和残酷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这势必激起其他民族的反抗。因此，文天祥抗元，反对军事屠杀和掠夺，是正义的。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象征。但是，文天祥和岳飞一样都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兄弟之间的事情，他不是抵御民族的侵略，因此，文天祥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