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包括“五四”前期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和进化论思想，其性质仍属于旧民主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已是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共和国作舆论准备，其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了。
新文化运动：
1、背景：
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传入中国；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族政治。 2.开始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口号（两面旗帜）：“民主”“科学”。
2、代表人物：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主阵地：《新青年》杂志。主要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3、内容：
前期（1915-1918）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斗争矛头指向尊孔复古的逆流。
后期（1919-1923）
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4、意义：
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斗争锋芒为何是孔教：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实现独裁和专制，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推行孔教。他妄图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儒家维护其统治。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面对“尊孔”逆流，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囵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由此掀起了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批判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人民公社制度：
“大跃进”期间创造出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管理组织形式。1958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将高级社合并为大社，受到毛泽东肯定，后来被统一称为人民公社。其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没有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在农村的扩大与翻版的，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
1.一“大”二“公”规模大，在全国农村盛行，把农民的一切全部收归公社所有。
2.把农、工、商、学、兵结合在一起，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3.强化自给型经济。

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区别：
农业合作社是把农民土地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农村建立的标志；人民公社的特点为“一大二公”，实际上是追求平均主义，它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其实质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
人民公社化的影响：
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后果大办人民公社超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群众觉悟的水平，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损害了群众利益，最终造成了生产混乱、生产力下降。
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前提是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帮助了干部和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它冲破了“两个凡是”及其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