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
①政治：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吏治腐败，奸佞当道。 
②经济：生产力发展 
③思想：把孔子奉为神圣。 
④个人：李贽任职期间，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不愿与他们同流。 
（2）主张：
第一，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
第二，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首先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追求平等、个性。
第三，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动去谈仁义道德，主张人应该享受正当的私欲。
（3）影响：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4）思想评价：
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带有民主色彩。

李贽及其主要思想：

1、简介：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回族。从30岁到54岁，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家学府教师）、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职。
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不与腐败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学问和讲学活动，常与上司抵触。辞官后，先在湖北黄安居住三年，后来隐居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由于其言论著作，猛烈抨击了纲常礼教和孔孟之道，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屡次加以迫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动势力纠集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名，拆毁芝佛院，将他驱逐出境。
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狱，并下令禁毁他的著作。当时李贽已76岁，病得很严重，听说明政府还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狱中自刎而死。
2、著作：
李贽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
《焚书》的起名是李贽认为将来这些著作定会遭到焚毁。《藏书》的命名则是由于李贽认为这部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的缘故
3、思想：
李贽具有突出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
①他蔑视儒学经典，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经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时的对病发药，绝非“万世之至论”。
②他尤其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人，别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因此不能把几千年前孔孟的学说作为衡量今天是非的标准。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
③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
④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必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⑤他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藏书》）。李贽的这些言论，直接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级和纲常礼教。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较评价：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参加抗清斗争，目睹王朝兴衰，后来著书立说。
政治思想上都反对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回归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够在思想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儒学，使宋明以来渐趋沉寂的局面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各自的贡献也不一致：
黄宗羲以抨击君主专制著称，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以倡导经世致用而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而著称，其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2、整体评价是：
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促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转化的意味。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思想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宋明理学的批判，而将他们划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踪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主张： 
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②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2、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