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

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主要原因：左倾错误的领导。
时间：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会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意义：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成伟大的长征精神；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

时间：1935年1月
内容：
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意义：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共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存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形成于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时间：1933年秋  
2、地点：中央根据地
3、过程：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附近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博古、李德等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等人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4、失利原因：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博古掌权。他偏听偏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敌人死打硬拼。
5、结果：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的背景：

1、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境地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并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强烈要求改变党的领导的愿望所致。
2、转兵贵州是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避免了红军覆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条件；遵义会议的内容，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明确：军事上是辨明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组织上是改组党中央领导，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的问题。

遵义会议意义：

1、遵义会议由于受形势的制约，它只是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而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党内的“左”倾思想。
2、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对思想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就是从思想上路线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中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就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3、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从数字看长征：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长征共历时两年。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
长征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渡江战役：

又称京沪杭战役，是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占领当时中华民国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政治、经济中心，强渡长江并向中华民国国军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之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大地区。最终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经济中心、当时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上海。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

①从形式上看，都是国民党主动提出和谈，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重庆谈判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为其军事部署准备时间，另外给中国人民造成和平民主的假象，将战争的罪责嫁祸于共产党；北平谈判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动求和的，目的是为了延缓时间，通过缓兵之计达到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的目的。
②从结果来看，中共都通过和谈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重庆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获得了制止战争的主动权；北平谈判使国民党的缓兵之计破产，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了渡江战役，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两次和谈都存在结束内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但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致使这种希望完全破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1、中国人民彻底翻了身：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2、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进军令后，等候在长江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从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的500千米战线上，奋勇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是分东、中、西三个集团军进军。20日晚，中集团军在巢湖、无为一带的姚王庙、大套沟地段，利用敌二十军与八十八军换防这个弱点发起登渡，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敌人苦心经营的所谓“天险防线”、“立体防线”，解放军只用了30分钟就给撕开了一个长达10千米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进去。21日拂晓，七个主力团渡过了长江，占领铜陵、繁昌地区，并向纵深发展。中集团军登渡首战告捷。西集团军在贵池、湖口间突破敌人的防线，占领东流、彭泽、至德、殷家汇、贵池等南岸阵地。东集团军也在镇江、江阴间向敌的防线猛攻，在打退了英帝国主义兵舰紫石英号的挑衅后，争取了江阴守敌7000人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了长江。解放军连克扬中、江阴、镇江等地。三路大军胜利渡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解放军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一侦察队划一只小船偷渡过江，得知敌人防守南京的卫戍部队──暂编第四师已弃城逃跑。在南京地下党的帮助下，侦察队便从下关码头搞回一只渡轮。原包围两浦的解放军，于23日傍晚，分批从浦口渡江，南岸许多民船也划过来接应解放军渡江。当晚，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
5月14日，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在九江至武汉地段，也进行了胜利的渡江作战。16、17日解放武汉三镇。

政治协商制度（政协制度）：

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这是中国人民根据革命历史和现实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

1．我国的多党合作事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合作。
2．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因为我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
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与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地位，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比较：

1．联系：
两者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2．不同之处：
（1）性质不同：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是我国的国家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我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
（2）职能不同：
人民政协的职能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物，而人民政协则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协商。
（3）监督权不同：
人大监督是运用国家权力实行的监督，是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政协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民主监督。
（4）产生与组成方式不同：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
政协委员由各方协商产生。

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①形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②职能的转变及定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③新发展：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标志着这一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是政治合作。
政治合作就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政治原则，在重大问题上还要有共同的政治主张。没有这个政治基础，多党合作便无从谈起。
当前，这个政治基础包括我国的宪法、中共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纲领、原则和主张，往往是由中共首先提出并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等正确意见、达成协议的方式形成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只能是一个，否则不能运作。到付诸实施时，组织指挥者只能是一个，否则也不能运作。好比交响乐团，在作曲时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各民主党派都应积极参与，这在中国叫做政治协商（当然政治协商并不限于决策之前），最后公认由共产党博采众议来定谱。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决策者。多党合作这交响乐团里有许多诸如小提琴手、钢琴师等的演奏家，他们各有专长，甚至独具风格，但如果各行其是，乐团就无法奏出和谐、动听的交响乐章。关键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演奏多党合作这个“交响曲”的指挥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只有它才能担当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历史使命。这个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中共自封的，而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人民经过半个世纪以上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实践、经过欢乐和痛苦的反复比较做出的政治抉择。
在多党合作中，一党领导是前提，但多党合作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民主党派成员虽然只有几十万，但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样，是一根根头发，联系着一把把头发。共产党领导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善于从群众中吸取一切有益的养料，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形成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智慧和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党合作就是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多党合作，共产党能够了解到不易得到的信息和呼声，听到不易听到的批评和建议，从而使共产党的决策更能与群众的脉搏合拍，改进工作，减少失误，更易于为各方面群众所接受，贯彻执行起来阻力小而助力多。这对于共产党领导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