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

是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寿诞之际率起义军在金田村向清王朝宣战，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成为太平军，封五军主将，并颁布简明军律。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金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永安建制：

1851年9月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今蒙山)后，相继建立各项制度。确定官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颁行天历，废除清朝纪年；严禁私藏金银财物；令人民蓄发；刊行官方文书。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

太平天国运动原因：

（1）根本原因——腐败的封建统治和剥削，阶级矛盾的激化。
（2）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入侵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3）西方宗教(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4）自然灾害严重。

太平天国运动经过：

兴起：1851年金田起义
发展：永安建制，初步奠定政权；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1853-1856年北伐、西征和西征，军事上全盛。
转折：1856年天京事变
失败：1864年天京陷落

永安建制基本内容：

1851年3月，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后，整顿建制，相继建立下列军政制度：　　
（1）修改历法，制订天历，废除清朝纪年；　　
（2）令人民蓄发；　　
（3）建立圣库制度，财产统一管理，严禁私藏金银财物；　　
（4）确定官制，刊行官方文书；　　
（5）论功行赏，分封五军主将为王。
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南、北、翼四王俱受东王节制。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发生的变化：

（1）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多数领导人开始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逐渐脱离群众。他们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
（2）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以至于发生了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内部矛盾斗争激化。
（3）太平天国实力得到削弱，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由盛入衰。
（4）太平天国连年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失，使生产遭到破坏。江南繁华之地繁华不再，江苏、浙江两地人口锐减，太平天国再也无法得到人民支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有利弊：

利：
1、从金田起义到攻占天京，太平军一路都实行游击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定都天京后，改变了过去流动作战的方针，建立了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使太平军处于出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有利战备地位，结束了流动作战，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也可以增强太平天国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与清朝对峙的革命政权；
2、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扼守长江门户，上可控制长江中游，下可控制江浙一带(当时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地区)，南京位于长江南岸，是天然屏障；
3、南京是六朝古都，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都条件优越。
弊：
1、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应以全部力量北伐，沿途扩大农民起义，直捣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
2、定都天京，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使太平军失去了消灭敌人的好机会，以保守的战略代替了进攻战略；
3、定都天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使得天京的安全保卫问题和粮食供应问题经常成为太平天国军事和经济的头等重大问题；
4、定都天京，容易滋长骄傲轻敌情绪。定都天京助长了领导集团的封建帝王思想和安逸享乐观点，军事上导致了保卫天京为主的保守战略的形成。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本攻陷南京，对南京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被杀害的总计三十万人以上。

潘家峪大扫荡：

1941年，日本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村屠杀村民1200多人。

“七一三部队”：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成立专门研究细菌的“七一三部队”，用中国活人做试验。

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8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六周之久的烧杀抢掠，对中国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无辜的南京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被集体杀害，并焚尸灭迹的有十九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十五万多人，总共有三十多万人丧生。在南京城郊，侵略军大肆洗劫机关、仓库、商店、民宅、村舍，古玩文物，鸡鸭猪牛、粮食蔬菜，无所不抢。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日军烧毁。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表现：
（1）军事上：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
（2）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政策，利用汉奸，扶植傀儡政权。
①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
②在华中：发动“清乡运动”，对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恐怖政策。
（3）经济上：野蛮的经济掠夺。
①方针：把沦陷区经济变为自己的附庸经济。
②表现：
农业：强占耕地，低价收购农产品。
工矿交通运输业：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专营公司。
金融业：抢占银行，掠夺金银和现款；开设金融机构，滥发伪币；印制军用票；增加苛捐杂税；
劳动力：大肆掠夺劳动力。
（4）文化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实现其同化政策。
2、影响：
日本达到了的目的，沦陷区成为补充日本侵华不足的基地。 沦陷区人民过着的生活，中共领导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

日军侵华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
（1）军事上：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
（2）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政策，利用汉奸，扶植傀儡政权。
（3）经济上：野蛮的经济掠夺。
（4）文化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
这里学习的关键是要结合事例对日军侵华的暴行进行深刻的揭露，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和毒气战。要把南京大屠杀作为揭露日军暴行的学习重点。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对于这段史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后中国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十个地方成立的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均认定：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疯狂屠杀。总计被集体屠杀者19万人，被分散屠杀者15万人，被害总数30万以上。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不断发现的大量史料一再证实这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件判决的正确性。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全然不顾事实，一再制造事端，妄图掩盖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也总是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做起。其卑劣手法有二：
一是以质疑三十多万被害者人数来否定大屠杀本身的存在；
二是以战争中有伤亡乃天经地义、日本人也有伤亡为由否认屠杀罪行。如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国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情况却只字不提。

渡江战役：

又称京沪杭战役，是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占领当时中华民国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政治、经济中心，强渡长江并向中华民国国军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之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大地区。最终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经济中心、当时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上海。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

①从形式上看，都是国民党主动提出和谈，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重庆谈判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为其军事部署准备时间，另外给中国人民造成和平民主的假象，将战争的罪责嫁祸于共产党；北平谈判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动求和的，目的是为了延缓时间，通过缓兵之计达到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的目的。
②从结果来看，中共都通过和谈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重庆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获得了制止战争的主动权；北平谈判使国民党的缓兵之计破产，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了渡江战役，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两次和谈都存在结束内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但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致使这种希望完全破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1、中国人民彻底翻了身：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2、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进军令后，等候在长江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从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的500千米战线上，奋勇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是分东、中、西三个集团军进军。20日晚，中集团军在巢湖、无为一带的姚王庙、大套沟地段，利用敌二十军与八十八军换防这个弱点发起登渡，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敌人苦心经营的所谓“天险防线”、“立体防线”，解放军只用了30分钟就给撕开了一个长达10千米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进去。21日拂晓，七个主力团渡过了长江，占领铜陵、繁昌地区，并向纵深发展。中集团军登渡首战告捷。西集团军在贵池、湖口间突破敌人的防线，占领东流、彭泽、至德、殷家汇、贵池等南岸阵地。东集团军也在镇江、江阴间向敌的防线猛攻，在打退了英帝国主义兵舰紫石英号的挑衅后，争取了江阴守敌7000人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了长江。解放军连克扬中、江阴、镇江等地。三路大军胜利渡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解放军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一侦察队划一只小船偷渡过江，得知敌人防守南京的卫戍部队──暂编第四师已弃城逃跑。在南京地下党的帮助下，侦察队便从下关码头搞回一只渡轮。原包围两浦的解放军，于23日傍晚，分批从浦口渡江，南岸许多民船也划过来接应解放军渡江。当晚，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
5月14日，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在九江至武汉地段，也进行了胜利的渡江作战。16、17日解放武汉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