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西汉以前，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少量滴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奇珍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开开辟了与南海诸国以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产生的实质：
丝绸之路是西汉政府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朝的丝、丝织品大量运到西域后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之后的民间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开通丝绸之路的影响和历史作用：
“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以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丝绸之路是西汉与西域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也是西汉时期及以后，中国与西亚、欧洲各国的联系之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密切了汉族与沿途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开发。

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往西，经甘肃的河西走廊及当今的新疆地区，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以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

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过大宛、大月氏等国，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也向各国介绍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将此行称为“凿空”。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也纷纷派使者回访，汉朝终于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张骞通西域的影响：
 

张骞通西域的历史贡献：
张骞通西域，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连成一体。促进了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张骞通西域，奠定了我国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基础，后来，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开通“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的示意图：

班超出使西域：
东汉初年无力顾及西域，西域各国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73年，为攻击北匈奴，协助东汉重建西域都护，恢复对西域的管辖，班超出使西域，以智慧和勇敢以少数人袭杀匈奴使臣。迫使鄯善、于阗两国归服汉朝。公元91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再度将西域隶属于东汉的统治之下。
班超出使西域的意义：
班超出使西域30年。恢复了东汉朝廷对西域的控制和中西交通，使得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班超依靠东汉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和西域人民希望摆脱匈奴残暴统治对他的支持，凭借这军事外交的卓越的才能和坚强不屈的勇气，取得出使西域的成功。他还派甘英出使大秦，虽然未到大秦，但是公元166年，大秦派使臣访问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班超：

传奇人物班超：
班超为东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功绩封候，是与他年轻时期的志向，他的智慧和勇敢是分不开的。年轻时，班超为官府抄写文书养家，曾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遂投笔从戎，这就是成语”投笔从戎”的典故。
后来班超出使西域的鄯善国，鄯善国王开始对班超到来“礼敬甚备”，但不久就冷淡下来，班超立刻判断出了匈奴使者来了，在危难时刻，班超鼓动随性人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以36人晚间火攻杀匈奴使者以及随行护卫上百人。班超将匈奴使者之首掷于鄯善王之前，迫使动摇不定的鄯善王归附东汉。这就是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

汉与朝鲜的交流：
秦汉之际，“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人。”两汉时期，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曾多次派人赴汉，先后会见了汉武帝和汉光武帝，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其中的辰韩，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嫁娶以礼”，语言和称谓与秦类似，有人称之为“秦韩”。那时中国与朝鲜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朝鲜特产的檀弓、果下马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质生产工具等输出朝鲜。

汉与日本的交流：
中日隔海相望，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多个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译通于汉”。东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后来，倭国又“遣使奉献”。通过不断的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汉委奴国王”金印：

汉朝时的日本：
在古代，日本称“倭”。《汉书·地理志》记述了倭人的生产生活和习俗。这说明我国那时对日本已经有了初步了解。秦汉时期，不少人渡海去日本。中日两国流传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
1784年。在日本出土了“汉委奴国王”金印、这证实了汉光武帝赐给倭奴使者金印记载的真实性。一般认为，倭奴国在北九州，这说明，公元1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经于汉朝交往。

北魏孝文帝改革：
为了解决由于鲜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引发人民的反抗起义，北魏孝文帝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484-486年，主要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第二次是在494年迁都洛阳后，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生活习惯，实行汉化。

均田制：
北魏时期推行的土地政策和赋役制度。485年，北魏政府采纳汉族地主的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有：
1、丁男（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妇女受露田20亩、麻田5亩。实际授田时，露田加倍。
2、奴婢和平民授田数目相同。耕牛每头受露田30亩，限4头。
3、狭乡之民可以迁往宽乡授田，宽乡之民耕垦不受限制。
4、地方官吏岁官府所在地就近授田。均田制使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小块土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大族对土地的兼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均田制为隋唐所沿用。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的实质：
是北魏一次自上而下的以学习汉族先进政治、经济、文化为主的以维护鲜卑族封建统治的改革。

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的对比:
 

北魏孝文帝改革第一期的措施：
1、政治上：
（1）整顿吏治：地方长官的任期按政绩好坏觉定，不固定年限；官吏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自筹，并加大反贪污力度，树立御史台的权威。
（2）下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以邻长，武邻为一里长，五里为一党长。长官均由办事能力强和谨守法令的人担当，负责管理农民、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北魏的基层机构更加完善。
2、经济上：
发布均田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赋税收入和徭役的征发。
北魏孝文帝第二次改革措施：
1、迁都洛阳。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494年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
2、学习汉族文化。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仿照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提倡汉人说汉话，以消除民族间交往的语言障碍；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禁止穿领小袖的胡服，仿南朝的服装制订官吏，妇女的冠服；提倡与汉族通婚。
北魏孝文帝：
 
如何评价孝文帝及其改革：
孝文帝改制是西、北各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斗争、融合的一次总结。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自己民族的旧风俗，冲破重重阻碍，毅然进行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将已腐朽的门阀制度引入北朝，并加以强化，则带来了以后北魏统治者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北方民族大融合：
东汉末年以后不断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到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那时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实质上是促进了他们的封建化。封建化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民族融合的实现，为隋唐时期的统一繁荣准备了条件。
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质：
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杂居，生产互补，学习汉文化，实质是促进他们封建化的过程。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
民族融合是指几个民族在共同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是多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密切联系交往的结果。
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形式，一种是强制同化，一种是自然同化。
在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过程，一般是指少数民族的封建化的过程，或是少数民族由逐水草而居走向农业定居的过程。因此民族融合是历史的进步，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过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民族融合的一次高潮，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大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大方向的民族迁徙：五胡内迁和北民南迁。
2、三个阶段的民族融合：东汉末至西晋初，五胡内迁后，长城沿线出现了民族融合局面；东晋十六国时期，融合步伐加快。北魏时期，民族融合出现高潮。
3、四种融合方式：民族迁徙、友好交往、联合斗争、少数民族政权改革。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的发展成果：
到南北朝末期，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已经和汉族基本一样了。东魏权臣高欢的部下包括鲜卑人、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他对军士讲话，时而用鲜卑语，时而用汉语，说明当时各族人民都懂的这两种语言。当时鲜卑没有文字，诏令文书都用汉字，因此各级官吏都必须会写汉字，尤其是鲜卑的上层贵族，孝文帝改革时，将自己姓氏拓跋改成元姓，并与汉族的上层地主通婚。这一时期，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是各族人民也与汉族民族融合时，也带来了他们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床、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夷汉观念淡化等。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也促进了隋唐时期女权意识的觉醒和开明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