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之士在维护封建统治而倡导和主持的自强改革运动，是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洋务运动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民用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培养人才。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楚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洋务运动的性质：
洋务运动是是一场由地主阶级领导的向西方学习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于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在中央以奕忻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在跟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列强的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顽固派以大学生倭仁为代表。他们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务，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这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慈禧太后也是顽固派，不过她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实力相对较强，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总理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北京条约》订立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外国侵略者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奕忻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1861年1月，奕忻再上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则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中国之一系列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比较：
1.相同点：
①产生背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深；
②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
③影响：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爱国和进步的意义；
④实践结果：都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民族危机依然严重；
⑤失败原因：客观原因是反动势力的破坏，主观原因是本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⑥二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都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
2.不同点：
①代表阶层：戊戌变法代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辛亥革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
②变革的手段和目的；戊戌变法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③性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④戊戌变法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辛亥革命主张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土地所有制。
⑤实际影响：戊戌变法的法令基本被废除，其主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1、背景：
（1）武昌起义后，腐朽清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寻找新的在华代理人，而掌握实权的袁世凯得到了列强的赏识。
（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手段，对革命政府施压，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3）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向革命派进攻。
（4）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2、经过：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退位第二天，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北洋军阀：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廷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采用新的兵制，使用近代武器，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出任北洋大臣，所辖军队称北洋军。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合作倡导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打击了奉系势力。1928年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联合再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战败退回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北洋军的一些余部被并入国民党军队。

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
1.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3.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
4.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共一大的召开：
1.时间：1921年7月23日
2.地点：
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3.内容：
（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2）党的中心工作室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3）成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4.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4.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画舫上）：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1、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3、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4、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6、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7、李达　
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8、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9、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10、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11、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13、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井冈山会师：
井冈山会师是指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会师确保了革命的星星火种，乃至后来形成燎原之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掌握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经历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放弃攻打大城市，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在文家市决策中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1927年秋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胜利会师。
2、过程：
（1）1927年10月，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2）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武装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3）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还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它是把马克思普遍真理通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3、历史意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此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从理论上处理好了武装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土地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对苏联革命道路的迷信，开始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了党工作中心的第一次历史性转移。从中诞生的井冈山精神已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事件：
 

井冈山会师（油画）：


毛泽东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以俄为师，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由城市到农村，而毛泽东却率秋收起义队伍去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国情决定的，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一环，中国却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加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受阻，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受挫，事实证明城市里敌人的力量强大。在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加上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挫折，攻打和占领城市是不可能的。而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作为落脚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