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命运：

1、保守派反对变法，对变法百般阻挠和破坏；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坚持变法：
（1）目的：驳斥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
（2）内容：“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3、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的变化：
作为最高统治者，宋神宗态度的动摇不定，使变法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曲折。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支持王安石，变法顺利进行──态度动摇，1074年王安石辞职──1075年，恢复王安石职务，继续变法──和王安石意见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辞职，法令陆续废止，王安石退居江宁至死。
4、司马光当宰相，废除新法。

变法派与保守派：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始终存在变与不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变法派与传统派（反变法派）的激烈对立，并进而形成了党派之争。
从地域上讲，改革派大多来自南方。在我们选取的16位改革派（神宗除外）中，竟有13位是南方人，将近80%。这一方面证明了宋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南方籍官员在朝廷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南方人士在思想观念方面较北方开明，南方人士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传统保守派中，北方士人的比例大大加强，差不多要占到50%，这也决不是偶然现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是宋代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士大夫们不太容易受新观念的影响，他们对思维活跃的南方士人是既嫉妒又鄙视，因此，他们很容易结成联盟反对南方士人为核心的变法派。尽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们过于保守的态度十分不满，但非常尊敬他们，并没有因为反对而把他们清扫出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帝王，他没有被太祖圣训所束缚，对南北士人是一视同仁的。
从年龄上讲，两派有明显的差别。以熙宁四年（1070年）为计算标准，变法派16人（吕嘉问、王子韶除外）的平均年龄为40.9岁，传统派19人的平均年龄为56.5岁，两派年龄差为15.6岁。这一点尽管说明不了大问题，但它表明，人在年富力强的阶段，易于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不甘心被传统所束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心态渐强，乐于维持而不愿意变革，追求那种“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的理想。宋神宗此时正是20多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欲有所作为而大量引用年轻人是不难理解的。
从任职上看，改革派多在京师且身居要职，掌握了朝廷行政、人事、监察、财政等大权，这是改革的需要，否则改革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传统派则不同，他们很多原为前朝重臣，熙宁初年一般都在朝廷任职，而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大多都被贬到地方任职。这些资历颇深的官员离开京城，对变法的加速进行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他们遍布各地，掌握地方大权，却无形中又成为变法实施的阻力。这是一对矛盾，但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既要全力支持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又不能对这批老重臣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
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两派的斗争延续了30多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尽管变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员中的少数，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派，他基本上站在变法派的立场上，因此变法始终是向变法派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派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

积贫局面的改变：

1、积贫局面改变的表现：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充裕。
2、原因：经济改革各项措施的成效：

积弱局面的改善：

1、改善的表现：
“强兵之法”的推行，使北宋的国力得到增强，积弱局面有所改观。
2、强兵之法推行的作用：
（1）保甲法：
①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保甲法在京城附近实施一年多后，官员向宋神宗回报说，地方治安大有好转，“盗贼比之昔时，十减七八”。
②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保甲法的实施，寓兵于农，实现了兵农合一，为精简军队创造了条件，至宋神宗末年，军队总数由原来的110万减少至80万。
（2）军器监的设立：武器的质量和产量都得到提高。
（3）保马法：提高了马匹的质量和数量，为政府节省了养马费用。
（4）将兵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战斗力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