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
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
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
（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
（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
（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
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
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
“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
“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
“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

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主要原因：左倾错误的领导。
时间：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会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意义：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成伟大的长征精神；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

时间：1935年1月
内容：
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意义：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共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存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形成于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时间：1933年秋  
2、地点：中央根据地
3、过程：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附近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博古、李德等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等人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4、失利原因：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博古掌权。他偏听偏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敌人死打硬拼。
5、结果：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的背景：

1、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境地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并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强烈要求改变党的领导的愿望所致。
2、转兵贵州是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避免了红军覆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条件；遵义会议的内容，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明确：军事上是辨明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组织上是改组党中央领导，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的问题。

遵义会议意义：

1、遵义会议由于受形势的制约，它只是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而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党内的“左”倾思想。
2、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对思想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就是从思想上路线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中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就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3、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从数字看长征：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长征共历时两年。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
长征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渡江战役：

又称京沪杭战役，是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占领当时中华民国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政治、经济中心，强渡长江并向中华民国国军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之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大地区。最终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经济中心、当时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上海。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

①从形式上看，都是国民党主动提出和谈，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重庆谈判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为其军事部署准备时间，另外给中国人民造成和平民主的假象，将战争的罪责嫁祸于共产党；北平谈判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动求和的，目的是为了延缓时间，通过缓兵之计达到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的目的。
②从结果来看，中共都通过和谈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重庆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获得了制止战争的主动权；北平谈判使国民党的缓兵之计破产，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了渡江战役，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两次和谈都存在结束内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但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致使这种希望完全破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1、中国人民彻底翻了身：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2、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进军令后，等候在长江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从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的500千米战线上，奋勇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是分东、中、西三个集团军进军。20日晚，中集团军在巢湖、无为一带的姚王庙、大套沟地段，利用敌二十军与八十八军换防这个弱点发起登渡，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敌人苦心经营的所谓“天险防线”、“立体防线”，解放军只用了30分钟就给撕开了一个长达10千米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进去。21日拂晓，七个主力团渡过了长江，占领铜陵、繁昌地区，并向纵深发展。中集团军登渡首战告捷。西集团军在贵池、湖口间突破敌人的防线，占领东流、彭泽、至德、殷家汇、贵池等南岸阵地。东集团军也在镇江、江阴间向敌的防线猛攻，在打退了英帝国主义兵舰紫石英号的挑衅后，争取了江阴守敌7000人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了长江。解放军连克扬中、江阴、镇江等地。三路大军胜利渡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解放军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一侦察队划一只小船偷渡过江，得知敌人防守南京的卫戍部队──暂编第四师已弃城逃跑。在南京地下党的帮助下，侦察队便从下关码头搞回一只渡轮。原包围两浦的解放军，于23日傍晚，分批从浦口渡江，南岸许多民船也划过来接应解放军渡江。当晚，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
5月14日，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在九江至武汉地段，也进行了胜利的渡江作战。16、17日解放武汉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