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1、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出现铁农具。到战国时，铁农具的使用范围扩大。
2、春秋末年，我国已使用牛耕。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牛耕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次革命。
3、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铁农具和牛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铁农具和牛耕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由于广泛使用铁农具和牛耕，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单位生产和个体经营的特色的小农阶层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中“千耦其耕”的奴隶集体耕种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分散的，一家一户制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铁农具和牛耕推广的作用：

1、经济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2、政治上：使得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状况：

我国最早使用铁农具的记载：

我国铁农具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子》一书中记载，春秋时齐国已经用铁农具耕种土地，这是我国有关使用铁器进行农业生产的最早文字记载。在湖南、江苏等地的春秋墓葬中，曾发现一批铁农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上记载的铁矿山达三十多处。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又创造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用来制造韧性铸铁农具，从而使铁农具得以广泛使用，这项发明比西方早2000多年。

近代史上三次历史性的巨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

1、背景：
1）文革对经济的破坏及文革后国民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必要性）。
2）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会议召开奠定思想基础（可能性）。
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会议确立了指导思想（可能性）。
2、内容：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争鸣”，是指当时代表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于是，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1、原因：
①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 
②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建经济正在形成。 
③政治上：分封制瓦解，新兴封建阶级正在形成。 
④文化上：礼贤下士，学在民间兴起，学术逐渐下移。 
⑤直接原因：不同阶级代表著书立说，形成“争鸣”局面。
2、流派和主要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
3、意义：
①“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②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4、影响：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经济上，井田制瓦解。在这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归周王室所有，这时出现了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田亩收税，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变，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
政治上，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原来的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但这时原来受周天子所封的诸侯现在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国家，互相兼并、争霸，大国凭借实力争得盟主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内部也出现兼并、夺权的现象。
文化上，经济政治的变动造成文化下移。学校原来设在官府，文献典籍和学习工具也为官府所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王室衰微，政局变化，官学败坏，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许多都流散到民间。其中，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出现了私学。由于私学的兴起，文化下移，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并开始成为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同光十三绝”：

是指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又都是技艺非凡的表演艺术家。清光绪年间，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同治、光绪时期的十三名昆曲、京剧著名演员的剧装画像，传世以后，称为“同光十三绝”。

京剧：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是中国戏曲的繁荣的代表。清乾隆末期(1790年),四大徽班进北京后，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相互影响，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逐渐融合而来。

京剧主要特点：

①以表演历史故事为主
②用京胡、二胡、笛子、唢呐等管弦乐器和鼓、板、大锣等打击乐器伴奏
③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各大行当的化妆都有一定的谱式
④将唱、念、做、打有机结合起来，继承歌舞并重的传统
⑤表演有一定的程度，多采用虚拟性动作，达到虚实结合，形神兼备的效果

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1）形成：
①乾隆末年，安徽的徽剧戏班进京演出，风行一时。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由川进京。魏氏搭双庆班演出秦腔《滚楼》、《背娃进府》等剧。魏长生扮相俊美，噪音甜润，唱腔委婉，做工细腻，一出《滚楼》即轰动京城。双庆班也因此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也无人过问，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将魏长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继三庆徽班落脚京城后(班址位于韩家台胡同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钰、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栅栏地区落脚演出。其中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声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称。
“四大徽班”的演出剧目，表演风格，各有其长，故时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誉。
“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
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道光年间，“徽汉合流”，即湖北汉剧艺人进京参加徽班演出。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年初(1821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应先以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主程长庚的红净戏，皆由米应先所授。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溶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易于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③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年～1860年)间，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
（2）发展：
①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走向成熟，涌现出程长庚、谭鑫培等号称“同光十三绝”的著名艺人。
“同光十三绝”是指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又都是技艺非凡的表演艺术家。当时一画家叫沈蓉圃，他参照了清朝中叶画师贺世魁所绘《京腔十三绝》戏曲人物画的形式，把这十三位前辈画在一幅画面上，挂在北京前门廊房头条东口听诚一斋店铺里，很引人注意，所以流传很广，成为重要的戏曲史料。
清光绪年间，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同治、光绪时期的十三名昆曲、京剧著名演员的剧装画像，传世以后，称为“同光十三绝”。
②京剧由北京走向各地，成为全国广为流行的剧种，被称为“国剧”。
③民国以来，逐步走向世界，受到各国人民的赞赏。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