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较评价：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参加抗清斗争，目睹王朝兴衰，后来著书立说。
政治思想上都反对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回归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够在思想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儒学，使宋明以来渐趋沉寂的局面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各自的贡献也不一致：
黄宗羲以抨击君主专制著称，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以倡导经世致用而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而著称，其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2、整体评价是：
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促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转化的意味。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思想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宋明理学的批判，而将他们划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踪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主张： 
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②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2、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康德：

①代表作：《纯粹理性的判断》
②主张：
A强调人的重要性，同时坚持人自律
B自由平等只能在法律范围内。

康德的人文主义观点：

1、康德是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著有《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论述艰深，思辨性极强，形成了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2、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层面来说，他对启蒙运动作了经典的总结。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其经典表述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3、他继承和弘扬了法国的启蒙思想，承认“人生而自由”，相信自由和平等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但他更强调人的思想自由，并且坚持人要自律，道德的作律，不能为了个人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自由和平等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
显然，他在继承了智者学派以来的人的重要性的同时，兼容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人的道德哲学，这是他在人文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

启蒙运动历史影响：

①对欧洲：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空前解放人们的思想，冲击欧洲封建专制统治。
②对法国：启蒙运动影响下，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传播了自由平等思想。
③对世界：启蒙运动波及全世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启蒙思想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精神武器。

康德与《纯粹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是18世纪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康德撰写的一部认识论巨著。
康德是一位有着苏格兰血统的皮匠的儿子，172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一个虔诚的教徒家庭，并在这个天光阴暗、单调乏味的滨海小镇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
康德16~22岁时就读于柯尼斯堡大学，在温文尔雅的学校气氛和平静如水的环境中学习牛顿的物理学和沃尔夫哲学，这使他对生活的态度更加严肃。他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博士学位后成为母校的一位低级教师。此后他潜心自然科学研究，教学著书，声望日隆，175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不同于牛顿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在自然科学界引起轰动。
1770年后，他转向哲学研究。浓郁的宗教家庭气氛和严肃的生活态度成为他哲学的重要背景之一，这使他热切地感到有必要巩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随着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四分五裂和新型现代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更使他迫切地感到需要为人们建立一个最完善的道德法则世界。
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的钻研终于使他于1781年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一巨型哲学著作。在这部最重要的著作中，康德承担了为数学和物理学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辩护的任务，他高举理性的火炬，猛烈地批判了长期以来弥漫于欧洲的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桎梏人们思想的封建神学，以至于在这次批判之后，“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被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1788年，康德发表《实践理性批判》，论证宗教信仰的合理性，证实道德法则的理性的确定性和普遍性。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详细论述了他的美学理论。
这三部被人们誉为“三大批判”的哲学巨著以尖锐激烈、富于挑战性的言辞在极广阔的领域内提出一系列有独创性的见解，形成了康德“真”“善”“美”的庞大批判哲学思想体系，在德国哲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将自古希腊泰利斯开创的西方哲学推向了辉煌灿烂的高峰。
《纯粹理性批判》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被认为是最难读懂的哲学著作之一。其中译本分别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和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蓝公武。
“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批判”是指对纯粹理性进行考察。康德为本书冠以这一名称，是为弄清人类认识的来源、范围及其界限。本书分为篇幅很不相称的两部分：“先验原理论”和“先验方法论”，其中“先验原理论”为全书的关键和主体，同时也是最难阅读的部分。
18世纪的欧洲哲学界，认识论问题占据突出的地位，并形成了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和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两大认识论派别。康德认为认识论问题如不解决，哲学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他首先批判了当时欧洲流行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唯理论，指出莱布尼茨认为不需要感觉经验，仅凭人类的理性思维便可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可以达到真理，是“独断”和荒谬的。康德坚决认为人的心灵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莱布尼茨代表的旧形而上学是虚伪的。康德同意休谟的看法，认为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他也批评了休谟否认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这实际上是否定科学知识。康德意识到了争论双方都有片面性，在批判双方错误的同时，也指出双方的说法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康德的观点是，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知识来自于理性。依康德的这一观点，人类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感官提供的后天感觉经验，这些经验是混乱零散的东西；另一个是人类头脑中先天固有的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能力。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对感官提供的后天经验进行整理，才能形成科学知识，因此人们头脑中任何一个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方面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人类是如何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呢？康德指出，人类的理性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这两种形式先于一切经验，并且是经验形成的前提条件。康德认为，即使人的感官没有任何实际对象，“时间”和“空间”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当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我们体验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一连串处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中的过程，人们运用“先天的”思维形式对这一过程混乱零散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人们才能获得感性认识。所以只有从人类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与时间，它们不可能离开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它们属于人类的条件，是人类感知的先天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
康德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时间”与“空间”形式获得的感性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认识直观材料，不能算科学，还必须经过更高一级被称为“知性”的人类思维活动。而“知性”则是运用范畴、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康德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所以必须将两者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他把“知性”自身规定为包括统一性、多数性、必然性、偶然性等12个概念或范畴，“知性”活动把这12个概念或范畴运用到直观形式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中去，使这些材料具有必然联系和因果关系，才能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与“时间”和“空间”相同的是，“知性”也不从自然界中得出它的规律，而是把自己的规律加于自然界，所以正如康德所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
最后，康德指出，人类通过“知性”获得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的认识。而“现象界”中的东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要超出“现象界”的认识，进一步把“知性”的各种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把它们整理成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这是人最高级的认识活动能力，叫“理性”。康德认为“理性”企图达到最完整、最高的统一体：灵魂、世界和上帝。康德把这三个统一体称为“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现象界”之外的，康德把它们称为“自在之物。”康德断言说，“自在之物”是超经验的，不属于人的认识范围，因而不能用“知性的概念”去认识。然而，当“理性”去追求“理念”时，却又必须运用“概念”“范畴”去认识他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康德把这一矛盾称为“二律背反”。康德利用形式逻辑的归谬法来论证“二律背反”，即事先肯定命题的反面，然后论断它不可能，以此推翻对立的反命题，来证明正命题是正确的，从而证明理性要求超出“现象界”范畴，去达到最完整、无条件的“自在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至此，康德完成了他的认识论学说体系，并骄傲地声称，他在哲学界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是无能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根本达不到的，是不可知的。在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领域，应当留给宗教信仰。正如康德所说：“我发现必须否定知识，才能给信仰保留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