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管理措施比较：

汉武帝是采取了中外朝，频繁更换宰相，唐是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散相权。
汉武帝：汉初，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为加强皇权，汉武帝重用身边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让他们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国家大事，以削弱相权。
唐太宗：中央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宋太祖：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行使相权，未知却宰相，后来由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这样就削弱了宰相的职权，皇帝得以总揽大权。

汉武帝和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异同：

同：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机构的权力；
异：汉武帝设立中朝削弱相权；宋太祖分割宰相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地方上汉武帝削弱王国实力，宋朝收地方精兵、财权、行政权。

汉武帝削弱相权措施：

为削减丞相权力，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中朝”，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也称为“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依靠内朝，削弱相权。

参知政事含义：

参知政事，官名。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参知政事始设立：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同年又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
中国唐代初年宰相加衔。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不轻易授人，常用其他官员另加官衔为宰相，参知政事就是加衔之一。唐中叶以后不再使用。宋初沿袭唐制，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乾德二年（964）又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为副相。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宰相职务。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以代。建炎三年（1129）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直至宋亡。南宋参知政事常兼同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等，或由知枢密院事等兼（权）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参知政事始处理事务：

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
一是几位参知政事并无具体分工，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
一是几位参知政事有了具体分工，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前者称为“通治省事”，后者称为“分治省事”，以前者方式居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

元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参知政事官称沿革：

随着宰相名称和宰辅机构的反复改变，参知政事的官称也有数次变化。神宗改制后，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代其任。建炎三年（1129）复改门下、中书二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以后沿袭不变。　　
与两宋宰相名称相比，参知政事的改称只有一次。即从元丰五年（1082）至建炎三年（1129）之间的改称，共47年。在两宋将近320年的历史中，是十分短暂的一瞬。与参知政事一样，他们仍然被简称为“执政”。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

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
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
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
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宰相制度的废除：

(1)原因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借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度。
(2)措施
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3}影响
有利于防止权原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二使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皇权专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宰相制度“立”与“废”的利弊：

（1）积极：辅佐皇帝，参与决策，分掌行政。
（2）消极：相权过大，威胁君权，造成君相矛盾，政局动荡。
（分析：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皇帝独操权柄，固然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加强统治，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社稷的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宰相制度的兴废及其原因：

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表》）的丞相或者相国。皇帝通过丞相治理国家，丞相既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又是百官之长，所谓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丞相的存在，客观上起着制约君主的作用，故使皇帝时时忌惮。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部，皇权和相权一直是一对基本矛盾。为加强皇权专制，统治者往往通过分散相权来加强皇权。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与完善，就是皇权对相权的分离、削弱的初步成功。到明太祖，最终废除丞相权力分给六部，自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丞相的设立，是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丞相制度的废除，是君主专制加强的必然结果。

宰相制度的废除原因：

①明初鉴于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种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 
②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③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宰相制度的兴废：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秦统一后，宰相的正式官称是丞相，有时分置左右，以右为上，称“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丞相的称“中丞相”。汉初沿秦制，以丞相或左右丞相为宰相之职，称相国则地位稍尊，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汉武帝以后地位日渐重要，宰相的职权也就逐渐转移到尚书台长官的手中。西汉末年，丞相改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但各朝的情况不完全一致。隋及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成为正式的体制。北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行使宰相权力。为制约宰相，后来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元朝设中书省，替代前代的三省。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元朝后期，宰相权势熏天，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下令，以后不许再立丞相。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专制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又经常在内廷决定军政大事。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宰相职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参与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与传达。

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

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其地位十分巩固。但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本身并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发生，但其权力并不来自于制度及其职位，而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其地位便会一落千丈。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明代的首辅即变相重设的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明朝内阁制度与西方近代内阁制的本质不同：　

内阁是皇权专制的产物，它维系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了君主对全国有效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方近代内阁是政治民主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专制独裁。  

内阁的设立：

1、原因： 
①废除丞相后，全国重大政务都由明太祖决断，明太祖深感力不从心。 
②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处理繁多的政务。 
③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宫内的文渊阁，随侍皇帝，并开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明成祖时期确立内阁制度） 
2、过程：
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明成祖，正式设立内阁；明宣宗，授予内阁票拟权；明成历年间，“部权尽归内阁”。
3、实质：
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5、职能：
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阁臣升降、职权大小存在不确定性（阁臣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票拟是否被采用最终取决于皇帝的批红）。
6、地位：
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的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内阁与丞相的本质区别：是否限制皇权）

明清时期内阁创立与终消亡：

1、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废除了丞相制度。后由于臣务繁多，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待从顾问，为后来的内阁制度，奠定了基础。
2、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由于文渊阁处在宫内，阁臣又常在殿阁随侍臣帝，故称“内阁”。内阁制度正式确立。
3、明宣宗时，又授予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后来，内阁地位日益提高，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更是权倾朝野。
4、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康熙亲政后，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足鼎立，互相制约；雍正时期内阁名存实亡。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