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建省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新疆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及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促成清政府改革治理新疆的政策，集中的形式是建立新疆行省。 1877年收复新疆的斗争正顺利进行，左宗棠认为须设行省、置郡县，才能长治久安。伊犁交涉结束后的1884年，清政府决定新疆正式建省，以刘锦棠为新疆省第一任巡抚。
新疆建省后的次第改革有：
①建立一套军政管理制度，消除封建割据政权，置郡县，实行新伊分治。新疆省城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犁将军仍驻惠远，权力大大削减；
②整顿财政金融，裁兵节饷，统一货币，田赋实行按亩计征制度；
③举办屯田，兴修水利，提倡种桑养蚕，发展农业和缫丝业；
④恢复义学，新增三十多处新义学，开设书局，刊印书籍。
这些改革措施，使新疆一地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对巩固西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沙俄侵占伊犁：

伊犁地区包括伊犁河上游及其三条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喀什河)的流域一带，有惠远、绥定、广仁等九城，最大的是惠远城，是伊犁将军驻扎地，新疆军政中心。该地区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1864年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我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千米土地，还企图吞并整个新疆。
1871年5月，俄军分两路侵犯伊犁，居民奋起反抗。6月，近两千名俄军再次入侵，7月初占绥定、惠宁、宁远(今伊宁市)等，人民抗俄斗争乃告失败。此后俄军继续扩大占领地区。
俄占伊犁后，曾向清政府表示“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不久揣度清政府无意收复失地，便又妄图使伊犁“永归俄辖”。俄国对伊犁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订立，清政府作出重大让步，俄国答应从伊犁撤军。但直到1883年3月，才撤回俄境，统治伊犁达十余年。

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并重：

1874年我国东南、西北边疆正处于多事之秋，引起了清政府内部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
李鸿章是“海防”论者，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因而反对出兵西征，收复新疆失地，要求把“塞防”经费用以扩充海军之需。
湖南巡抚王文韶是“塞防”论者，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因而他积极支持西征。此论有其正确之一面，但认为制止了沙俄对西北的入侵，会使东南沿海平安无事，则为一厢情愿之见。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持“海防”与“塞防”并重论。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论符合中华民族之长远利益，得到朝野普遍赞扬。此次论争，也是清政府下定决心，着手筹建三洋海军之滥觞。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1839—1890年)，湖南湘乡人，字劼刚，曾国藩之长子。1878年出使英法。1878—1879年崇厚在俄京交涉伊犁问题，擅订《里瓦吉亚条约》，出卖大量西北土地，清政府认为“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治罪。1880年2月，清廷任命曾纪泽赴俄京重开谈判。沙俄政府态度蛮横，坚持无理要求，曾纪泽据理力争，谈判很艰苦。左宗棠在国内组织抗俄司令部，表示坚决支持曾纪泽的斗争。1881年2月24日，双方订立了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20款。
主要内容：
①俄将特克斯河一带地方和伊犁九城归还中国，中国把霍尔果斯湖以西大片土地割让俄国；
②沙俄勒索900万卢布，作为俄国商民“抚恤费”及俄占伊犁期间的“代守费”；
③允许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通商，开辟新疆至嘉峪关陆路贸易，并在嘉峪关、吐鲁番设立领事馆；
④重勘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两处中、俄边界。
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改订条约》部分条款对中国的损害减少些，主要交还了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沙俄破坏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
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
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
（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
（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
（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
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
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
“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
“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
“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义和团运动含义：

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排外运动，“突显中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义和团运动：

（一）爆发原因：
1、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2、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3、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本身的缺陷性和盲目性。
①义和团作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②义和团本身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2、义和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3、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
4、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三）历史意义：
1、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2、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之野心。
3、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

1、相同点：
①所处时代：都发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前期；
②运动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
③领导者：农民阶级；
④斗争方式：斗争武装斗争为方式的农民革命运动；
⑤组织形式：都利用宗教结社形式来发动群众，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⑥结果及原因：都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的。
⑦作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2、不同点：
①时代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其爆发的根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矛盾是其根本原因。
②矛头所向：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③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义和团运动持续时间14年（1851—1864），波及范围大半个中国，转战18省；义和团运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山东、京津地区活动，时间和范围不如太平天国运动。
④组织的严密性：太平天国有严密的组织(拜上帝会和太平军军事编制)，有公认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义和团组织松散，没有公认领袖,缺少统一指挥。
⑤斗争水平：太平天国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斗争水平高，其《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的思想结晶。义和团没有纲领,斗争水平低,被清政府利用。
⑥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领导人吸收基督教的合理成分，形成拜上帝教，组织动员群众，太平天国有平等的外交思想,有灵活的外交策略，主张向西方学习，《资政新篇》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方案，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义和团盲目排外，不能区分资本主义侵略和外来的先进文明，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落后性。
⑦指导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借助西方基督教理论，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义和团信封神袛，持符念咒，设立神坛拳厂，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

教案频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
1、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2、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3、守旧势力煽动。

思想意识：

1、爱国思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2、排外思想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3、迷信思想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
4、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