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和《海国图志》：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书，又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人文情况，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实践和研究，魏源看到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最直接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最有“长技”的国家。他认为只有真正“知其情”、“知其形”才能“师夷长技”，才能最终制驭它。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完全可以抵抗外国侵略并战胜敌人。《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著作，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1825—1826年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漕粮、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较多地了解社会实际。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他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对照历代史志将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在这部书中，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他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要求改革漕运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他的思想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逼近扬州时，魏源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对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清魏源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愦，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海国图志》的有关内容：

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海国图志》卷2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变法通议》主要内容：

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
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
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
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
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三民主义的实践：

孙中山实现三民主义采取的行动：

（1）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统治寿终正寝，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践取得的最大成果。
（2）颁布《临时约法》，维护民主共和：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它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它还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为防止袁世凯今后擅自篡改《临时约法》，特地在附则中规定，修改约法，必须“参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具有进步意义，大大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3）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辛亥革命后，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战争等。

三民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

1、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因此它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受到了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
2、在一段时期内，它成为中国革命党人战斗的口号和团结的旗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正是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大革命志士团结一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统治秩序再也不能稳定下来。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评价三民主义：

1、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的，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2、从实践上讲，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确立了民主共和制，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践取得的最大成果。但是由于三民主义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斗争都失败了。

二次革命：

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产生了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代里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但他很快被暗杀。袁世凯积极准备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在孙中山的动员下，李烈钧于7月8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于12日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但是，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承了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权，英勇奋战。它的失败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软弱性。

护国运动：

袁世凯倒行逆施，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场反帝制、反复辟、反卖国的运动席卷全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决心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19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分兵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这推动了全国讨袁形势的迅猛发展。全国各省相继独立和爆发反袁的武装起义。随着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也不再支持袁世凯。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却还想当总统。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在护国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6月6日，他忧愤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6月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护法运动（两次）：

1、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主张武力统一。孙中山提出要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南下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海军总长程璧光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率第一舰队南下参加护法。同时，原国民党议员也纷纷到达广州。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所以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9月18日，湖南宣告自主。不久，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湖南护法军同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迎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在湖南，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十几个省份。11月，段祺瑞被迫辞职。护法军内部也发生分裂，没有继续进攻。第二年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2、1920年底，孙中山指挥陈炯明驱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再回广东，掀起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1年4月，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民国政府，并作北伐的准备。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陈炯明掌握了实权。北伐战争打响后，陈炯明于1922年6月乘北伐军平定江西之际，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悬赏20万元捉拿孙中山，并且炮轰总统府。8月孙中山被迫下野，再次离粤回沪。
第二次护法战争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