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中华民国：

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成立：

①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②中华民国定都南京，采用五色旗为国旗，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
③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成立了南京临时参议院。

中华民国的性质：

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府。

中华民国措施：

1、对内：
①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以及改革社会风气，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②颁布《临时约法》：其目的在于限制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制度。它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享有一系列自由和权力；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特别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2、对外：发表《告各友邦书》
①目的：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
②内容：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中华民国：

1912～1949年中国国家的名称。中华民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①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到3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称中华民国。它是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的政权。
②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3月至1928年）。
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史学界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性质的争论：

1、一种意见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政府。他们认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立宪派和旧官僚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作为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不少参议员是立宪派分子和官僚政客，这种人员构成使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很好发挥中央政权的职能。
2、另一种观点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权，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政府。主要因为：
临时政府的组织成员中同盟会员占绝对优势；在国务院中孙中山和革命派占据要职，立宪派、旧官僚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临时政府设置的九部三局都掌握在孙中山的手中；
四十三名参议员中，同盟会员三十三人，占压倒优势；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都集中体现了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所反映出的软弱性、斗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以及它的内部不团结，各项方针政策的空想性和盲目性等，恰好是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集中表现，它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五四运动：

是1919年5月4日发生于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历史特点：

1、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4、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
5、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

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不同：

1、反帝反封建比辛亥革命彻底。
2、比辛亥革命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3、无产阶级起了重要作用，开始登上政舞台。
4、五四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的爆发：

1、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背景：
（1）一战期间，日本加紧侵华，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反帝情绪高涨；
（2）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指出了解放的道路；
国内背景：
（1）社会基础：北洋军阀统治黑暗，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2）阶级基础：民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3）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直接原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

2、经过：

4、意义：
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共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②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启导了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③五四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④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原因：

（1）从政治上来看，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使国门大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进步力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
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从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角度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工业文明对我国全方位的冲击造成的，实质上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富裕的结果，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