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的智者运动。智者从对物质世界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关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宇宙的探索转向了人类社会。所谓的智者学派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学说，只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
1、代表人物：
普罗泰格拉
2、思想主张：
①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
②反对迷信，强调自由，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为的产物；
③在社会道德方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强求一律。
3、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是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第一层：万物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全在于人的感觉。
第二层：人才是社会舞台的主角。在社会生活中，人为自己立法，判断规则，确立制度。唯有人才有资格对这些人定的法则进行评估、修改和裁断。
这句话的核心是万物存在与否在于人的感觉，人是世界和社会的中心。从积极意义来看，它肯定了人的价值，树立了人的权威，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自身所属社会的审判者，人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利重新规范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普罗泰格拉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但是，它在将人置于世界的社会中心的同时，却忽视人的包括节制性在内的道德理性，否定了制度、法律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在当时来看，就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今天来看，更要引起警觉：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人不能过于自以为是。
4、影响：
①人文主义的最初体现；
②思想启蒙作用；
③文化的发展。
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们以人的眼光去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并从这样的新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中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智者的启蒙作用在于对自然、社会、国家、政治、法律、道德、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明显合理化了。

智者学派：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繁荣的时代。奴隶主民主制虽然有很多局限，但它和僭主政治与贵族奴隶主专制比较，毕竟要优越一些，它吸引了更多的公民（奴隶主）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在奴隶主民主制下，例如在雅典，当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是每月举行两至四次的公民大会，凡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应参加大会，大会负责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情，选举或罢免政府官吏。除此以外，雅典还有由六千人组成的“陪审法庭”，处理公民的诉讼案件。在公民会议和陪审法庭上，人们常常要发表意见，要和自己的对手辩论，雅典法庭并规定每个公民须替自己辩护，不许旁人代辩。由于社会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教授智慧的教师”、即“智者”。他们向人传授说话的艺术——修辞学，争辩的艺术——雄辩术，据理论证的艺术——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是就它的古代意义说的，是从对立意见中发现真理的方法）。
智者们是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职业教育家和哲学家，他们周游希腊各城邦，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同时接受他们的报酬。他们不像伊奥尼亚哲学家和德谟克里特那样重视自然界，重视万物从何开始的问题，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注意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是和他们本身出现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严格地说，智者派并不是一个以一定的学说为基础的统一的哲学学派，他们只不过是应同样的社会要求产生出来做着类似活动的一批人而已。因为他们自命为能够使人智慧的智慧教师，因此获得了“智者”的名称。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某些智者不顾事实地玩弄概念，把哲学蜕化为概念游戏、颠倒是非的“方术”，于是，“智者”这个词又获得了一种贬义，即“诡辩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把智者派称为诡辩派。
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和安提丰等。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前408）原来是一个木材搬运工。有一次，德谟克利特遇见他，交谈之后，对他的智力感到惊讶。由于德谟克利特的鼓励和帮助，他开始学习哲学。他是第一个收费的教师。学生入学时，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待学成并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再付另一半学费。有一次，他向一个叫优安塞隆的学生收另一半学费，这个学生说：“我还没有打赢一场官司。”普罗泰戈拉马上说：“不行，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必须付给我钱，因为我赢了；你赢了，你也必须付给我钱，因为你赢了。”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论神》开头第一句是：“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等。”他的这些话触怒了雅典人。他的著作从抄录收藏的人那里收集起来，在广场上当众烧毁。他自己也被驱逐出城邦。他在去西西里时，由于乘船沉没而身亡。
普罗泰戈拉留传下来的最主要的哲学名言就是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他这里说的人就是指人的感觉。事物是什么，要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它呈现在你的感官面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呈现在我的感官面前的样子。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它就是冷的；我觉得热，它就是热的。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普罗泰戈拉的这句哲学名言在当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在当时的希腊，传统观念是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好还是坏都是由神决定的。普罗泰戈拉在怀疑神的存在以后，让人取代神的地位，这在希腊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性质并不以人是否感觉它们和感觉它们怎样而发生什么变化。他把事物的性质，如冷热，看成是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事物性质的客观性，这就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

人民教育的奠基：

1、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①逐步形成从小学到大学，从全日制教育到半工半读教育等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②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
2、得到较快发展原因：
①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还取得了一五计划建设超额完成的成就。
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③制定并全面贯彻了正确的教育方针。例：收回教育主权；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等
3、主要影响：
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奠定了共和国教育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4、过程：
（1）拉开序幕：
①接管改造旧教育，创建社会主义新教育。
②教育向工农开门，大力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教材重点强调了1949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重大决议。
(2)制定方针：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首的党和人民政府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3)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事业在艰难探索中前进，取得成就。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及成人教育初具规模，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共同发展。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奠定了共和国教育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建国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

建国之初，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对旧教育体系实行接管和改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
1950年12月，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威胁与封锁，甚至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1950年底以后，开始首先接收和处理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随后接受和处理了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回自办。这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维护了我国作为独立民主国家的教育主权。
1952年9月以后，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1956年这项工作基本结束时，共接办了私立中等学校1412所、小学8925所。还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办”。与此同时，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

新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过渡时期，开始建立新中国的教育体系。
1949年9月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有关教育体系的基本设想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1949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问题。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作了明确的规定，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学校制度的确立。此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
1957年同1953年相比，在校学生人数，普通学校中高等学校增长130.8%，中等学校增长125.2%，初等学校增长25.8%，幼儿园增长156.6%，盲聋哑学校达到0.8万人；成人学校中，高等学校增长1753.6%，中等学校的成人中学增长989.9%，初等学校增长355.8%，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结构、体制、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新建立的教育体系，在教育结构上，主要是推行了初等、中等教育的三轨制，即普通中小学、工农速成初中级学校和业余初中级学校同时并举的方针。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院系调整。类型上，将过去普通大学拆散，只设少数文、理两科的综合大学，其他则分别按工、农、林、医药、财经、政法、师范、体育、艺术、语言等学科设置专门学院。通过调整，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为14所，工科院校则由18所增加到38所，师范院校有了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12所增加到37所。 建国后的17年，中国的教育工作虽然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左”倾的错误，但在大部分时间内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  

动乱中的教育：

1、文革中教育状况：
①学校停课，教育战线混乱（红卫兵大串联、“扫四旧”批走资派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
②废止高考制度，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导致大学教育水平下降。（1966年废止高考，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典型事例）
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文革”十年中，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3、主要影响：（注意关键词：破坏、缺乏、下降、拉大）
使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导致人才缺乏，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下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张铁生交白卷成英雄：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
1991年10月，张铁生出狱。

“四人帮”对文革前教育的诋毁：

历史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1）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大批人才，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
（2）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科教兴国战略是振兴中华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3）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和曾经经历的扭转曲折都证明了“国运兴衰，系于教育”。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证明了教育的影响力。

教育、科技和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是由人来创造发明的，更要由人来掌握使用，这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现代教育通过创造、发展、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素养的现代劳动者，从而决定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说离开教育，科技就不可能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受到阻碍。
科技的进步也带动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发展也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教育的复兴：

1、表现：
①全面整顿教学秩序，组织编写新教材；
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③制定一系列教育法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④倡导尊师重教社会风气，规定了教师节；
⑤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⑥实施发展高等教育的“211工程”计划，启动“希望工程”；
⑦加大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力度，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
2、主要原因：
①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辉煌；
②结束了“文革”，逐步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政治局势走向稳定；
③制定并贯彻正确的教育政策和路线，并立法保障教育的发展。
3、主要影响：
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为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出了贡献。

义务教育：

1、普及目的：
普及青少年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合格公民。
2、措施：
（1）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3）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等。
3．成就：
2001年1月1日，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文革”结束后教育蓬勃发展的原因：

（1）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全国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2）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了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向。
（3）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深化教育改革。
（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客观需要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的基础。

高考制度的恢复：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
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差参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即拍板，当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我国的“211工程”计划：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的实施意见》中，关于“211工程”的主要精神是：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并可概括表述为："211工程"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制定：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英明论断。此后的一二十年间，他多次谈到经济工作时强调科技的重要作用。
1991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号召，并强调这一转移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决定》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更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方针；强调当前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转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出了符合世界科技进步潮流和中国国情的科技进步的几项重要原则；
强调大力提高国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自己解决中国人民的丰衣足食；
把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到国民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先位置；
确立了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基础性研究要把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作为首要目标；
提出了建设跨世纪宏大科技队伍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提出了科技战线以弘扬“四种精神”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步骤；
强调了要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确定了到2000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的科技投入目标，提出了多层次、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的几项重大措施。
1995年5月26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科教兴国的热潮开始在神州大地掀起。其中，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试点”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1998年中国政府“科教兴国”的两大战略举措。“科教兴国”战略开始进入重要的实施阶段。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的限制，兼收并蓄，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育。孔子是平民出身的私学老师，了解下层人的疾苦和意愿，在其私学创办伊始，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地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又有志于学，不论贵贱、贫富、族类、国别、老少等等，都可以作为施教对象，一律给予平等教育。
孔子不但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而且在办学过程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孔子私学对“自行束修以上”者，即交上点见师礼而又“志于学”的人都来者不拒。
从孔子弟子的出身来看，既有贵族，又有贱人，贫者富者俱全；
从国别来看，有齐、楚、晋、秦、陈、吴等国人，几乎遍布当时的主要诸侯国；
从种族来看，有周人、殷人、夏人的后裔；从年龄来看，老少不一；
从性格、志趣、品行来看，也各不相同。孔子打破了教育为贵族垄断的现象，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形势和平民接受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孔子修订六经：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多年的教学，孔子发现，“六经”并非完整无缺，尚有不少残篇断简和错乱重复。
经过几十年的广搜博采，实地考察，他已经积累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于是，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实际上，是对历代文化，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取舍和修订工作。
孔子整理六经的方法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应为：
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作《春秋》。即对《诗经》、《尚书》加以取舍和编排而定型；
对《礼》、《乐》则是修复起来的工作；对《春秋》是因旧史记而明垂教，是不作而作。
经过这次整理，使六经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来为政治服务。

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总之，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